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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代:鳥籠裡的人


許鞍華在《黃金時代》中努力重建那個久遠的1930年代,美術與光影極有勁力,晃動的人影,召喚著那個已然蒼白的青春。



創作者一旦採取了突兀或特殊的形式,初看乍識,肯定就會讓人停下腳步,細細品味,這是許鞍華《黃金時代》的動人起手式,但是真要波瀾狀闊,氣象萬千,還是要回頭看看這個形式到底能與主題結構產生多大的漣漪效應。



黃金時代》的主角是1930年代的中國知名女作家蕭紅,電影書寫的就是她短短卅一歲人生中與當時文人的交流互動情誼。她有多本小說傳世,《黃金時代》海報.jpg有書信留存,亦有同輩文人的追憶文字,資料不可謂不少,但是生命的某些幽微宛轉,即使親如家人或夫妻,亦未必知曉,這正呼應了編劇李檣借蕭紅之口,自創的核心概念:「我們每個人都是隱姓埋名的人,並沒有人能知道我們的真相,連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的真相。」所有的傳記其實都只是瞎子摸象,各取一隅;所有的傳說都是選擇性篩錄,偏聽一方。

黃金時代》的劇本表面上放棄了全知觀點的論述,反而是刻意套用了新聞報導體例,讓當事人自說自道。蕭紅說她自己,弟弟、男人和女人,各自站在他們的立場訴說他們的蕭紅印象與史實註記,表面上這種「受訪者」告白,屬於來自第三人稱的「客觀」論述,確實可以營造一種「中立」氛圍,但是她/他們真的是第三者嗎?這種形式其實是個幌子,看來犀利,其實狡滑,算計聰明,迴響不少,卻禁不起更細一層的檢視。

犀利在於新聞體的結構,創造了證人背書的作證氛圍,也混淆了劇情片與紀錄片的邊界,目擊者言之鑿鑿,可以啟後,可以承先,更可以豐潤劇情的可信度。讓電影劇情的縱深與寬幅都更擴大。

狡滑在於新聞體也只是一場表演,是照著劇本述描的演出。看似有人主述故事,有人附和旁證,其實一切還都是演。不像表演的表演,就能夠帶出一種「似假還真」的錯覺。

固然那是編劇多方考證的資料排列,只是套進角色的嘴中來進一步渲染,差別在於這些內容都上了定向列車,就朝著編導鎖定的方向隆隆前行,偶有反挫,亦只是借力使力,並非真的想要辯證是非,一切只彷彿是印章學上的陰陽刻,看似兩類,實為一體,卻有了平地一聲雷的氣勢。

其實,戲劇片與紀錄片的跨界融合,正是當紅趨勢,紀錄片追求更戲劇化的呈現,劇情片追求更真實的質感,誰能讓那座原本橫?在兩類電影之間的高牆逐步鬆動,誰就是高手。《黃金時代》的劇本試圖透過這種偽紀錄片形式來帶動戲劇高潮,當然有著勇於創新的膽識,但是關鍵不在形式,而在骨肉。



蕭紅何以是蕭紅?或許才是《黃金時代》最應解開的癥結。

父女關係是謎,文學淵源如霧,她和汪恩甲、蕭軍、魯迅、端木蕻良及的駱賓基五位男人的遇合,只像是時間座標的自然浮現(那是文學史話的細說重頭,終究要出現的人影,也就出現了,唯獨看不到蕭紅的情與思),做為一個甘冒不諱,衝撞時代,追尋「想怎麼活,就怎麼活」,「想愛誰,就愛誰」的女子,《黃金時代》觸碰了傳奇,卻也只是蜻蜓點水而已,我們看到了人家的不愛她,卻看不到何以為她神魂顛倒的關鍵。

內在一旦空乏,就不是任何形式可以遮掩唬弄過去了,這也說明了《黃金時代》布景與陳設、攝影與光景都那麼鮮活地呈現出時代質感,何以整齣戲卻一直鑽不進角色靈魂。

更麻煩的是,《黃金時代》陷進了文學史的框架之中,要同輩文人來論述蕭軍或蕭紅的小說誰更有才氣?誰更大器?當然是量秤文學的一種技法,偶一為之或許有趣,再三致意就嫌嘮叨了。其實多一點蕭紅的文字文本,而非他人的形容詞,或許才是文人電影的正辦,例如蕭紅旅居日本時的文字情懷:「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兒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裡過的。」文字正在畫龍,真正點睛的卻是湯唯的旁白。說完黃金時代,停頓了半會兒,才又悠悠來一句:「是在籠子裡過的。」那還是蕭紅與張愛玲那個時代最有份量的文字重錘了。

其他如魯迅(王志文的揣磨,形與戲都有幾分神似)月旦同志的話語,許廣平讚許蕭紅寫貧窮的感慨,都屬於文學掌故的範疇,如數重演,其實有些像在溫書,倒不如反轉過來演出一些矛盾戲,才更有韻味(蕭軍家中不時有程小姐拜訪,竟然和蕭紅不時拜訪魯迅家的情結有了遙相呼應的趣味,這就是編導看似輕輕觸及,其實已經很有主見的論述了)。

從張愛玲到蕭紅,許鞍華已經多次改編文學和文人故事,更懂得取捨,成績也一步一步往前邁進,只可惜,《黃金時代》依舊是形式勝過內涵,不過,肯定能讓更多人想要一窺《生死場》或者《呼蘭河傳》的丰采,就文化傳薪的工程而言,《黃金時代》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藍祖蔚 【藍色電影夢】

本期焦點-【v.487】 2015/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