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萊克》設身處地的同理他人
其實本片相當左派思維的,Ken Loach為市井小民、社會邊緣人發聲,並透過Blake跟女主角Katie的故事隱性卻強烈控訴社會制度、政府、資本主義的電影,給了觀眾另一種觀點去看待事情,而非是用社運或是罷工等的激進內容作為煽情的電影語言。
觀賞完本片後,難免如同坐在我身旁的觀眾或多數觀眾一樣淅瀝嘩啦地落淚,在心中暗自為本片中的英雄小人物Blake歡呼喝采,感謝Ken Loach帶給觀眾不同的視野。
開場,黑幕中,Blake(Dave Johns)與健保訪員進行對談關於就業津貼的評估,評估是否Blake該因為身體上的不適而獲得該津貼。在那段聽似兩人鬥嘴的對談中,然而,那段對話也道出了整部電影的重點與重要性。Blake想要直接談論心臟病問題,而非問卷表格上的瑣事;健保訪員得按照程序,也就是從頭表格開頭一一釐清Blake的身體現況,但這違反Blake身為服務使用者的期待,所以讓他惱怒與感到荒謬。
導演告訴我們什麼?
因為兩人合不來?還是對津貼申請程序感到繁瑣?又或者是健保訪員是死古板?
首先,「黑幕」,觀眾只會聽到兩人對話的聲音,在電話上說嗎?還是面對面說話?我們不知道,所以會有距離,不只是腳色雙方在溝通上與心理上的距離,也是觀眾與這件事的距離,而讓我們作為一個不明白事理的絕對旁觀者,以旁觀者(路人甲)的角度來看待本片。
Blake的心臟有問題,隨時都面對心臟病發的風險,而電影直指著「心」是問題,人心的問題來自於無法接觸、無法感知、無法溝通、沒有溫暖、沒有人情,本片道盡社會現實中的邊緣人所面臨的疏離與冷感。
電話上的溝通,Blake等待著某首熟悉、悠悠、愉悅古典樂多次(沒記錯的話是韋瓦第的〈春〉),電話忙線代表Blake等待許久都未有人回應,愉悅、輕快的忙線音樂也只是諷刺;電腦是無心、無腦又無情的物體,對不會電腦的Blake來說,如同文字天書,所以他試了又試只為了填寫表格、申請津貼等,有時流量莫名的過大導致電腦當機,重來,有時填寫表格設定了填寫時間的限制,時間本是無情,電腦不會主動、好心等待Blake緩緩的填寫表格,再重來,填寫失敗,又再重來,成功後,又得等待訊息回覆;申請津貼的層層關卡,一關又一關,表格寫也不完,上網申請再多次也無用,電話打多少通、等待多少時間都無用,等待的人、需求服務的人太多導致效率不彰,沒有辦法確切對症下藥也是問題;職位的層級導致人的疏離,下屬接收案子,聽了許多鼻酸、痛心故事,向上傳遞案子請求高層釋出良心,上司高層依照表格、申請資料負責決策,但上司不會知道痛心的故事,他們只會依照「分數」來給予與區別;男、女主角求職無門,不停打敲消息、遞履歷卻無法收到回覆。
以上過程其實在說明一種「挫折感」,正如敲門無人回應,多敲幾次也枉費心力,等待也只是浪費,心裡頭自問:「人在哪?」
片中,Blake的黑人鄰居透過廣州的中國朋友直寄球鞋進行販售,也就是消除「中盤商」的程序,所以可以將球鞋賣的便宜,賺差價。後來,Blake到黑人鄰居家拜訪,透過網路視訊聯絡到中國朋友,他們聊著足球,雖然中國朋友有蹩腳英語,但他們聊得樂此不疲,語言是隔閡,但有了共同的興趣,語言不再是隔閡,比手畫腳也成了最佳語言。
這兩段故事也說明了如何解決「人在哪」的問題:去除隔閡與層層關卡,正如敲門後,給了訊息,開啟了門,門就不會是隔閡,人就可以面對面進行溝通。
本片算是作為去除隔閡的幫手,將觀眾從一個旁觀者開始深入問題,同理腳色,認真看待社會現況,進而有所作為,拉近人與人的距離,而非只是個路人甲。
其實《我是布萊克》相當左派思維的,為市井小民、社會邊緣人發聲,並透過Blake跟女主角Katie(Hayley Squires) 的故事隱性卻強烈控訴社會制度、政府、資本主義的電影,給了觀眾另一種觀點去看待事情,而非是用社運或是罷工等的激進內容作為煽情的電影語言,本片更讓人感動。
但是,如果以金棕櫚獎來說,這部電影較為讓人感到不解的是以規模、拍攝手法、故事、演員調度上,都沒有特別出色的點,換句話說,整體是較為平凡、無色、無瑕疵的電影,本片小人物的故事可以打動觀眾的心,如果看這部片不動心的話,就確實地屬觀眾的問題,但就形式來說,可能有待一番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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