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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伊朗賈法潘納希導演的《計程人生》，腦袋瓜想著：這部電影到底有多少為真多少為假？它是紀錄片還是戲劇長片？

《計程人生》乍看就是一群又一群的乘客與導演的互動與對話，但每個橋段之間又能彼此牽動，把伊朗社會問題，一一攤在檯面上檢視。從一開始女老師與自由業男子的死刑爭辯到販售盜版DVD與CD行業的興盛，看見伊朗文化沙漠困境，即便是大導演想看《安那托利亞故事》或《午夜巴黎》，也得仰賴盜版商供應影片(思想管制)，接著從一樁吵鬧不休哭哭啼啼的車禍事件明白伊朗婦女的經濟焦慮，再接上遭受攻擊的導演好友，希望有人能將社會真實故事搬上銀幕的懇求(被禁止述說的真相)，連接上導演姪女的短片作業計畫，當導演姪女透過鏡頭拍到一名拾荒男孩將他在地上撿到的錢塞入口袋時，女孩要求男孩把錢還給失主，不然她的影片就不能「公開放映」。


這場戲先讓觀眾看見經濟狀況不差的姪女，念茲在茲的是「電影能不能公開放映」，卻沒想過這筆意外之財之於男孩的可能幫助(人們對貧富差距的難以感同身受)；而後理解女孩之所以要求男孩把錢還給失主，是因為學校師長有一整張的「短片拍攝規則須知」，內容包括正反派主角名字的選擇、宗教信仰的呈現方式、男女生之間不能有親密肢體接觸、避談政治議題、以及不准在影片中呈現「汙穢的現實」，所謂的汙穢的現實，即是影片只能美化生活種種，不准批評現實社會的景況。


當計程車離開男孩，下一個搭上車子(入鏡)的是賈法潘納希導演熟識的人權律師，他們倆人的對話將影片主角從「外人」(害怕失去保障的婦女、盜版商、電影系學生等)進階到年輕一輩(導演姪女)對於生活的觀察與疑惑，再順利把影片拉回到導演「本身」。

導演為何選擇以如此克難、簡單的方式拍攝《計程人生》？答案很簡單(也很殘酷)，因為現實生活中的賈法潘納希導演透過影像探討社會問題並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成為權力單位的頭痛人物，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實施反對伊斯蘭共和國的宣傳」等罪名，將他逮捕入獄，並要求他20年內不准拍攝電影撰寫劇本等等。

關心國家發展又希望有更多人關心伊朗社會問題的賈法潘納希導演，只好透過如此克難(暗中拍攝)方式，完成一部又一部關於「污穢的現實」的電影。

「他們(權勢者)不想呈現(現實)，卻自己做了。」姪女。

《計程人生》的「爆炸性結尾」，讓我思考著文章開頭問題：「這部電影到底有多少為真多少為假？它是紀錄片還是戲劇長片？」，也許導演刻意模糊真實與戲劇之間界線，除演繹/討論電影的可能性(一台攝影機就可以記錄下我們生活的世界，重點不在影片拍得多精緻，而是電影可以做到什麼？只能提供娛樂販售逃避現實的麻藥，或是可以針對社會議題與現象提出討論與省思與改善？)，更是導演控訴/質疑/批判經過電檢制度把關檢查後的電影，到底還剩多少真實的反省？像是提醒坐在電影院看電影的觀眾們，你們可曾好好思考過銀幕上的作品？是否想過哪些價值觀是被要求傳遞，而又有哪些真相是被刻意掩埋與隱藏的呢？！


我喜歡《計程人生》，樸實風趣幽默附加對當代社會的悉心觀察。只是看電影時，還是忍不住想跟賈法潘納希導演說，導演先生，您開車也太恐怖了吧，又是打電話又是調整攝影機又是關心注意乘客的一舉一動又是馬路上隨意停車，這樣沒出車禍真的是老天保佑耶！！

最後，伊朗的計程車是共乘制度嗎？看到一輛計程車可以擠多組不同乘客覺得好新奇也好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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