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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是國家民族得以延續活力的根源。她們生育嬰兒、扶養子女、打點男人、照護老人，是為母則強的天性？或者她們是被迫而不得不扮演「偉大母親」的角色？在我謝京子的《母親的包袱，女兒的選擇》與皮傑曼的《克萊兒真命苦》這兩部紀錄片中，我們看到了東方與西方對於「母親」與「女兒」的角色期望，以及職業婦女在這樣的期望中，往往成了「不得不」的犧牲者。

日本的職業婦女往往在工作上付出更多的努力方得升職，但在懷孕後被視為「病患」，生育後又被「好意的」調動職務，只為讓她們得以扮演社會上所期待的「好母親」的角色。我謝京子出身在極為傳統的家庭，她在日本通過「男女平等雇用法」後，成為第一代的受惠者，進入電視台與男性同事平等競爭。她在秘魯的日本人質事件中展現了驚人的危機處理能力，卻也意識到若是命喪職場，她的女兒該怎麼辦？在日本的工作環境下，她認為無法同時兼顧職業與家庭，於是帶著女兒轉往美國路透社工作，卻又碰上911事件，讓女兒暴露在危險下使她充滿了罪惡感。然而即使如此，她卻認為唯有在美國她才能真正放鬆的養育孩子。她也訪問了許多在美國工作的日本女性，她們都同時表示了遠走他鄉的最重要原因：「做自己。」養育孩子有很多方法，不一定得要求自己成為全職的完美母親。

《克萊兒真命苦》則記錄了職業婦女身兼失智老人看護與幼兒褓母的真實狀況，而女人卻往往將壓力咬牙吞，社會上卻極少重視與體諒女性長期在家庭中的付出與犧牲。

韓國白株銀的《再見媽媽》描述已死的母親因為懼高症而無法昇天，仍賴在女兒身邊。看似無理取鬧的行為，其實是母親在向女兒撒嬌，展現了母女間難以割斷的羈絆。而一向與母親唱反調、懶得為母親做飯的女兒，卻在母親死後為父親做飯，父親說：「味道與你母親做得一模一樣。」母親離開了，但女兒從未真的與母親告別，母親的習慣、手藝與生命，都在女兒的生命中繼續延續。

西班牙穆瑙的《悍娘無罪》則以兒女與姪子的回憶，再現西班牙內戰期間入獄的政治犯母親形象。孩子們不了解政治，也不知道母親在服刑，僅知道母親住在修道院。幼時關於母親的記憶，最深刻的就是被帶去探監、與母親隔著圍欄擁抱的愛的畫面，與法庭上被控訴為「穿裙子的惡魔」的形象相去甚遠。拋開了政治與歷史的桎梏，母親慈愛、勇敢的形象才得以清晰呈現。

艾絲科達的《重返新生命》，原名Alijuna意味著「外來者」。描述了一個有錢卻無法生育的外地女人，由男司機駕車護送，去接回由鄉下年輕孕母生下的嬰兒的旅程。荒涼貧瘠的畫面，同時展示了兩名母親內心的翻攪、焦慮與張力。年輕孕母想要留下雙胞胎當中的其中一個，但持有經濟強勢的外地女人最終還是抱走了孩子。在返程中，外地女人下了車，對於另一個母親的困境無能為力，因為她也有自己的困境，她只能背過司機／男人，在荒原上默默流淚……。 　

母親或許是一個女人在生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不見得是全部的角色。而同樣的角色，每個女人都有不同的詮釋方式。或許是嚴格的母親，或許是軟弱的母親，或許是時常不在女兒身邊的母親，或許是為難女兒的母親。但無論如何，每個女人，都是另一個女人的女兒，無論好壞，女兒與母親的情結是永遠難解的謎、一輩子的功課。

作者簡介：李季紋，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表演藝術系助理教授，著有《北京男孩女孩》、《後現代甜心－北京男孩女孩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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