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故事「說掉」:應亮導演訪談
《我還有話要說》由於取材自真人真事,執導過程,讓應亮深感矛盾:「這跟我的生活環境有關連,對象明確,所以我必須對當事人負責, 這究竟該是常見的改編?或是和現實一一對應的劇本?」
大陸電影《我還有話要說》取材自真實社會事件「楊佳襲警案」,以冷靜手法,呈現中國的司法制度,前些日子,應亮隨片來台,也接受了包括開眼e週報在內數家媒體訪問。
當年,楊佳被控於上海閘北區公安分局刺殺九名警察與一名保安……其母王靜梅努力蒐集證據、多方奔走之際,兒子卻已遭行刑。應亮說:「我不是一個純粹的旁觀者,我一直很關注新聞……在我眼中,這事件真相不明。後來王靜梅莫名的失蹤……原來是被關到精神病院五個月,名字也被改了。」
在大陸拍片,流程包括了繁複的審批,從交大綱、申請許可證,拍完後,還要經過技術審查和政治審查……「但現在DV攝製技術先進,影像工作者都不管這一套,不為商業負責,也不去管政府的規範,大不了就不能走公立管道,能上影展就好了。」應亮坦言,一開始就沒去想誰同意誰不同意,「拍就對了!」
所幸,從籌備到拍攝都沒引起關注,直到拍完後才出現壓力,應亮笑言:「他們出現晚了……」拍完兩個月後,家裡受到騷擾很多次,但對應亮來說,他以平靜的狀態專注於電影本身,那種身心狀態沒受到迫害,也是一種大幸了……
但他也坦言,儘管「伸張正義」是拍攝目的之一,但絕非第一。而是心裡有一件事,這些記憶是他心裡想說出來的,當初艾未未《一個孤癖的人》和《王靜梅》兩部紀錄片的控訴力道,促使應亮有話亟欲說出:「因為我是一個只會用電影表達的人。」
《我還有話要說》的格局,強烈沉浸在母親的情緒裡面,女主角耐安的看法也就格外重要,應亮說,耐安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時曾破碎過,所以這次合作,他和耐安都放了很多個人生命經驗在這裡面。
由於取材自真人真事,執導的過程中,讓應亮感到相當矛盾:「這跟我的生活環境有關連,對象明確,所以我必須對當事人負責, 這究竟該是常見的改編?或是和現實一一對應的劇本?」最後,出於美學考量,以讓更多人直截感受到力度,應亮倒向美學,選擇偏重私人觀點的「再詮釋」。
「我對王阿姨大有責任,最初,是跟她溝通取得同意,之後,每一步都讓她知道,乃至最後也讓她看到。這過程中,我也躊躇過:難道電影的真,觀眾就能信任嗎?我的理解就像冒險一樣,一定要找到恰當的表達方法,同時又不能傷害到真實人物和現實,我不斷反問、修改,不斷跟身邊的人討論。來讓電影同時呈現想像的真實、以及真相的真實。」
王靜梅看完後,說跟她想像的很不一樣,原來,她原先以為是紀錄片,以為影片容納了很多案情細節和控訴聲語,「我跟她解釋很多……也轉述觀眾的看法給她知道,王阿姨的感受才慢慢有了變化,而且,王阿姨很認同女主角耐安的表演。」
拍這部片,應亮在現實基礎的層面做了很多功課,然而,比起政治和公共話語的目的和訴求,他更感興趣是「個人政治」……這目的是電影藝術所聚焦的意念,這是他努力想做好,亦仰賴不間斷的反思。
他神情凝重表示:「政治環境對他的創作手法即使有所激撞,也屬『被動』的,因為沒有人想要不自由,藝術講求是突破。而政治的干預,是令他不舒服的……當下他就是去掙脫、去回應,以體現出創作者的自主徵象。」當面臨選擇的時候,也就只能依循自我感受,做出恰當的選擇,提出正當的抗議。
前陣子,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確立中國長篇小說的豐碩成果,應亮說,一個動盪的政局,看似豐富了創作者的文本和生命經驗,然而大多的創作者只能去看、去反映,如果是一個反映者,不能飛上去,超乎時代,是一種悲哀,當今中國的紀錄片很優秀,內容很有文獻價值、動機很良善、很有勇氣。但這些都以反映、跟隨、急速反饋為主,甚至很多還停留在挖掘真相:「如果只能做這些事情,那該怎麼辦?太多真相不被知悉了……身為創作者,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儘管不會有好結果,但起碼要有『執行的結果』。」對他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
現階段因政治因素不方便回大陸,而暫居香港教授電影課程的應亮,乘著這次訪台,也在台北與愛妻補拍婚紗照,對他來說,這也算一種「戲如人生」吧!
作者:保溫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