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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觀光影片？

除了拿新聞局的長片輔導金以外，我覺得《練習曲》這部片可以跟交通部觀光局申請補助。如果還沒有提出的話，建議劇組可以趕快行動，也許還會被選為年度最佳台灣的觀光宣傳片。

沒有意外的話，我幾乎是每部上院線的台灣片都會去戲院看，不過我寫的觀影文章並不多，跟我熟識的人都知道我的原則，非常有感覺的、非常推薦的一定會留下文字記錄，如果隻字未提的，那就表示還差強人意。我不太喜歡用文字來“批評”電影，因為要批評別人非常容易，而且要批評的是很主觀的東西，這更不困難，我不想加入這樣的遊戲。

看完《練習曲》，我的感覺很詭異，對我來說，這是「看不看都無所謂」的片，雖然沒有近期《刺青》那麼糟；但也算不上非常好看(當然風景是很漂亮)。不過帥哥好友陳永龍和「野火樂集」、胡德夫老師都入了鏡，也幫忙配唱好聽的歌曲，加上有朋友在幫忙行銷這部片，好像看完特映不寫些文字會覺得不太對勁(不過或許會是幫倒忙就是了)。

紀錄片與劇情長片

《練習曲》這部電影的緣起，據說是導演陳懷恩在出外景的路上，遇到一位崑山科技大學的學生，他背著吉他、騎著單車要環島(六天)，導演問他為什麼？他說，「有些事現在不做，以後一輩子都不會做了。」這句話當然也成為《練習曲》電影中一句關鍵、核心的台詞，畢竟導演是受到這人、這句話感動才發想這部單車環島的電影。

老實說，要是我遇到那個學生，跟他聊天，我想我也會有滿滿的感觸，不過這樣的故事可以直接搬到「電影」裡？我覺得拍成「紀錄片」還可以，若拍成「電影」，劇本、編劇的內容就不是這樣素樸的一個想法、一句話可以支撐起來。更何況之前還有一部《單車上路》(李志薔)，要如何有別於這部以單車、蘇花公路為主題的台灣電影？

而且這樣的一句話，跟「只要有夢想，努力去追，就可以實現」、「人因夢想而偉大」、「真心堅持、認真打拼」……這些話有何差別？在口號浮誇、濫情的台灣社會，要感動人很容易，也很難，因為「感動」隨手可得，就算你不要，各種媒介還是會硬塞，當「感動」到處都是、都可以輕易的被消費時，人們反而會變得更加冷漠，無法被感動了(所以媒體更要走偏鋒去刺激感官)。同時也導致另一股力量興起，就是「宗教」─各種「形式」的宗教，未必專指佛教、基督教這種宗教，現在台灣的政治，其實也都是在操弄「宗教」的元素。

或許我對於「電影」的定義較嚴格，也對於台灣電影更是寄予深厚的期望，所以我一向不喜歡「請支持國片」這種論述(這是在傳教，不是在邀請)，更不能接受「因為是國片，所以要支持」這種簡易的邏輯。對於本土的電影，當然是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但這不表示要以一種宗教式情懷、鄉愿式的態度去支持。若是這樣，可能是傷害它，不是在愛它。

黃明川導演，多年來不斷在台灣各個角落在奔走，用影像、膠捲在記錄這片土地、在這裡生活的人。有人開玩笑說，黃明川用他影像資料庫的素材隨便剪接一下，就可以跟文建會、新聞局、各地文化局申請到許多補助，因為他累積的台灣影像已經夠多、夠豐富。而且他拍這些紀錄都不是為了參賽、申請補助案這些目的。如果要論“紀錄”台灣(不管是環境與或人)，《練習曲》可能遠不及這些影像工作者。當然這不是在做學術研究，誰的文獻回顧多、資料收集完整，誰做的研究就會比較好這種邏輯，我指的不是這種意思。而是「電影」這種創作形式跟「紀錄片」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美學或歷史問題(是否存在著沒有歷史基礎的美學？)

從《練習曲》的取景、劇本構思中，可以看出創作者在其中亟欲想要拍出台灣美景、告訴別人台灣有哪些風景的企圖心與熱情，不過若就電影(文本本身)論電影、就影像論影像的話，《練習曲》中這十三段的小故事，整體看起來很平衡、很工整，出現的人物兼顧各族群／膚色，使用的語言也平衡各族群(國、台、英語，還包含聽障)，景色更是均衡、工整的平均分配台灣的景點(不過都是以海岸線為主)。但我覺得這樣表面看來下了很多工夫呈現出影片的工整度，反而成為《練習曲》全片的缺點與致命傷，因為什麼感覺都好像若有似無(甚至有很多是莫名其妙)，可以感覺得到創作者想要透過鏡頭，帶我們去感受台灣的風土民情，讓我們對這片土地產生更深厚的感情，在積極的動機背後，其實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讓這些影片成為刻意營造溫馨的斷片。

逃避什麼？逃避歷史。如果說《練習曲》這部片要拋開所有國片的、歷史的包袱，試圖開創某種新意，那也就算了，可是從影片很多小地方，可以看出陳懷恩不是這麼想，或者說是做不到(拋棄包袱)。例如放入「莎韻之鐘」的歷史典故、置入北部火力發電廠的影像故事、西濱海岸的生態問題……等等，這部看似灑脫的單車環島旅行片，其實骨子還是想勾連許多關於島嶼的歷史、環境生態、當代社會的議題。我並不是說，所有台灣的電影都要拍二二八、都要處理白色恐怖等議題，重點是一種態度與姿態的問題。

相較起港澳近十年的電影，不管是愛情文藝(如：《甜蜜蜜》、《2046》)、市民生活(如：《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細路祥》)、清新小品(如：《伊莎貝拉》)，甚至到動作、警匪片(如：《放‧逐》)都可以嗅出創作者在面對香港、澳門回歸問題所帶來集體焦慮與認同的問題，只是彼此透過不同的生活層面、不同臉孔與故事、不同表現手法，用市井小民(不管是官是賊、老女老少)個人(小寫)的歷史，去回應這樣(大寫)的歷史。而反觀近幾年的台灣電影，缺少一種正視、正臉去面對歷史的態度。而《練習曲》可惜之處，便是在於其有此企圖心，但是又不想碰觸、放入太多，於是乎這種曖昧的態度，也讓這部電影處於一種尷尬的位置。

德州見美國‧小站見台灣

溫德斯(Wim Wenders)在籌拍《巴黎‧德州》(Paris,Taxes)之前，原本想要跑遍美國各州的公路，勘景後再決定要拍哪些地方，但跟他合作的美國劇作家山姆謝柏(Sam Shepard)跟他說，你只要待在德州就好，你在德州就可以拍到整個美國。溫德斯原本不相信，但他在德州生活過一陣子後，他就相信、認同謝柏的這句話。

2005威尼斯國際影展短片競賽首獎─《小站》(林見坪)，全片只在一個場景，台鐵北迴線的三貂嶺車站取景，沒有明顯的符號語言，但你可以看出男主角是個好像有發展遲緩的問題。雖然只拍一個小站、只拍一對平凡母子的生活對話，但卻拍出不凡的短片，充滿濃厚的台灣味(人情與景緻)。同樣也處理「小站」─漢本車站─的《練習曲》，在那段故事中安排一位立陶宛女孩(立陶宛面海，對於海的懷念與渴望可以想像。這樣的安排是不難理解)，本來只是問候，後來趁等火車的空檔就跟男主角明相到海邊去玩，然後也留下獨白式(murmur)的記憶。兩個人在此的角色都沒有深厚度出來，安排一個立陶宛女孩，而不是其他國籍的外國人這有何目的？是要突顯俄羅斯、立陶宛女孩來台打工(歌舞表演、色情行業等)的問題嗎？還是環島旅行中，也是會遇到外國同好？還是什麼？

今年(2007)入圍金穗獎的學生作品中，有部《女神》(吳星螢)是在花蓮的「林田山」取景，而劇中蝴蝶蘭(「女神」就是蝴蝶蘭的品種名)、林田山景致、日式木造屋等等都非常具有台灣(歷史)的代表性，雖然故事圍繞在親情、感情上，但在安靜的畫面中可以感受到創作團隊熱愛土地之情，吳星螢還說，她要用這片來反蘇花高。而《愛的麵包魂》(高炳權)，雖然是部輕鬆詼諧的劇情片，但全片在台北縣瑞芳鎮的四腳亭取景，雖然只是一個小鎮，但這樣的感覺卻可以連接到台灣許許多多像這樣的鄉鎮、村落。也就是說，從林田山、從四腳亭，我們就可以看見「台灣」(人)。

巴黎、台灣我愛你

雖然《巴黎我愛你》也是由十幾部的短片，片片段段的拼湊出巴黎的氣味與樣貌，但整部電影的製作，就是擺明由不同的創作者來拍攝，再置放在一起。而《練習曲》每段故事拆開單獨來看，可能大多還是滿有意思的，每個人可以挑他有感覺的片段去喜愛、去記憶、去詮釋。但終究這是一部劇情長片(輔導金的分類法)，不是「綜合水果拼盤」，觀眾可以挑自己喜歡吃的那樣水果就好，只要那樣水果好吃，就覺得這整盤都好吃。

而且雖然陳懷恩是攝影師出身，但有些鏡頭的調度、配置與演員表現還是明顯有些問題，例如鏡頭內的配角、背景人物，表現、表情都不自然，甚至有呆滯的情況(如：鄧安寧劇組在涼亭內休息那段，在明相彰化老家泡茶閒聊時，畫面左邊的泡茶路人甲……等等)。鏡位的擺設，也有點奇怪，常看到前後景人物，只有切到一點頭髮或是一點點身體的某部份入鏡，不知道這是「逗馬」搖鏡頭的拍法，還是有何特殊理念在？

從導演中心到製片中心

陳懷恩導演在這部電影中，其實身兼多職，導演加編劇，加上導演本來就要帶、教演員的表演(後來這部份給老婆楊麗音負責)，還有原來他攝影師的專業，其實負擔很重(但我意思不是說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要支持國片)。這是台灣電影圈長久以來的核心問題之一(不只是這部)，電影的籌備、拍攝、製作，都以「導演」為中心，導演寫劇本、寫企劃案、投輔導金、教演員表演……，於是影片格局就愈來愈小，畢竟一人無法身兼多職，更何況「創作」這件事，需要專注、需要分工、需要團隊工作。

比較健全的電影(產業)體系，都是以「製片」為中心，製片籌募資金、找好的劇本、適合的導演、優秀的演員與技術團隊，後續的行銷宣傳、海外發行、國際參賽還有專業的團隊處理。導演或編劇，就可以全部心力、專心的在創作上去琢磨，其他事不用擔心也無須過問太多。

電影(film)，大概是所有藝術創作形式中最“昂貴”的一種媒材，35mm的film長片，成本動輒千萬，這不像是畫畫，反正畫差了，也只是浪費一些油彩與畫紙而已。拿電影來“練習”拍電影，我想這代價或許太高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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