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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銳導演石川慶執導的首部長片《愚行錄》，在去年入圍第73屆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該部也在首映後，獲得極高討論度。究竟石川慶從何而來？看似商業電影的外裝，又是如何運用他所吸收的電影養分和精確冷冽的電影語言，去審視日本社會結構，進而拆解秘密背後所隱藏的道德焦慮，卻又不失藝術成分的拿捏，而《愚行錄》也在石川慶的抽絲剝繭下，還原了人性最真實險惡的面貌。
　
「人都是愚蠢的。」
　
《愚行錄》的開端以一場公車之戲作為初始，僅在開頭建立下，石川慶就已顯露出人性良善的欺瞞「愚行」。當妻夫木聰初初坐在公車上，卻因不讓座，被站在身旁的老人睨視，但隨後起身的他卻展現出行動不便之姿，直至下車後才又恢復正常行走。電影在不語下僅以行動展現，透過橫移的鏡頭運動，有意無意特寫人物的眼神與舉止，卻反拉拔出戲劇的高張力。當每個人自以為披有社會道德的外皮，殊不知卻只是一個假正義的眼光，不過沒想到的是，因人性間的不服輸，卻迎來另一場虛偽的反擊。
　
而「愚行」在開場即被放大，於這場戲中，再也沒有任何人是善者，每個人都背負自身的聰明「正義」，進而去道德審判自以為的「不正義」。而反觀現今社會，這樣「正義（愚昧）社會」的呈現，也在《愚行錄》一開始便呈現出不平凡的「真實」。

　
以目錄開展的《愚行錄》其實不外乎圍繞在「宿命論」的主軸，透過篇章式的人物情節，慢慢攤開人性的扉頁，揭露每一個人深藏的秘密。這一點倒像將《天注定》擺在日本社會，身在Ｍ型（或V型）社會裡，底層的人是否能翻轉至頂端？抑或只淪為上層人的階下囚？或只能在兩端間被踢皮球，不停惡性循環下去？而當在底層之人欲想要執行階級流動之時，才開展出《愚行錄》真正的命題─「外部」與「內部」。
　
所謂的「外部」與「內部」不僅成為了底層生存者／社會菁英的階級代名詞，也成為《愚行錄》非常重要的電影語言。看似電影以田中武志（妻夫木聰飾）為首的記者，為求兇案事件的突破進行「主動」訪查，但事實上這角色卻一點也不「客觀」，不再只是作為「客觀」的聆聽者，石川慶反用鏡頭的「主觀」視角，慢慢帶出田中欲知祕密的好奇。如一場出現於餐廳中，鏡頭遠遠凝視兩位女子的談話，那再也不是觀眾的視角，而正是坐在一旁觀察／聆聽的田中視角。
　
而這樣的「主觀」也曾在香港電影《踏血尋梅》出現過，其中一景當夫妻於茶餐廳對峙時，導演翁子光也刻意選擇帶有距離感的凝視呈現，他曾提到這樣的方式是作為一種欲偷聽的旁人角色。當身在茶餐廳的其他客人，面對如此激烈的爭吵，也會產生好奇想聽的心理。
　
至此，當田中作為「外部」者之時，正也透過「旁觀」的角度，欲打進「內部」間的秘密，而他為何有這樣的舉動？也成為電影抽絲剝繭的主軸。非但只是田中，石川慶也在各人物事件上，做出「外部」與「內部」的轉換，而這差別也在於「秘密」的隱藏與「自私」的心理。當「已知」與「旁觀」，成為陷害他人與保衛自己的用意，展現在同一角色上被設局獵殺的「外部」與袖手漠視的「內部」，也凸顯出社會偽善的一體兩面。
　
　
曾在波蘭留學的石川慶，係從著名洛茲電影學院出身，該學院出過許多著名電影大師，如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安德烈華依達（Andrzej Wajda）、克里斯多夫．贊努西（Krzysztof Zanussi）等人，也為人稱道的「波蘭道德焦慮電影」更以這群人為首。波蘭道德焦慮的特點也在於透過故事上的機遇與宿命，隱射出當時政治氛圍的壓迫緊縮，人民的惶恐不安，更藉由角色的命運來訴說。
　
而石川慶所吸收的電影養分，也能在《愚行錄》中感受到波蘭電影的道德焦慮性，結合東歐電影的冷冽語言，如運用超現實手法，從牆壁伸出手包覆身軀，或將監獄漸變為心房，透過紅（血）藍（環境）白（診療室）色彩的交織，加深一絲絕望的憤世氣息。影片對於社會道德的批判性也更為顯著，雖石川慶批判的不再是波蘭道德焦慮的政治背景，卻反而提取這樣的焦慮投身於現今日本社會。甚至藉以目錄開展的形式，倒可比擬為奇士勞斯基的《十誡》，每位角色所展示的「愚行」，從對精神疾病的退怯、對弱勢族群的鄙視，到捍衛自身的排他虛假、倚靠家世的傲視，一段段交織出現今日本的「假道德」社會。
　
當然，《愚行錄》之所以更令人驚豔是，它的出發點猶如《怒》與《踏血尋梅》，藉由兇殺案件的發生，串聯起人性的漣漪，電影不再急於批判真正的凶手，而是反問觀眾為何兇手有如此之為？他們背後故事為何？是什麼樣的動機使然？又是怎樣的秘密藏身？《愚行錄》所建構的善惡，不再仿造法哈蒂從良心出發為好的二元模糊「善意」，反而建立在人性本惡之上，更在「惡」之外包裹一層「善」的假面，進而於虛構中烘托出一個外善內惡的人性世界。
　
對於《愚行錄》來說，它所帶來的社會觀感仍是悲觀且絕望的，最終當「實話」也站不住腳，最後一步也被家世背景／父母拖累，既得利益者仍浮於檯面，底層卑微者依然被霸凌，揭示再如此努力改變，也反轉不了這根深蒂固的醜惡。尤其當光子（滿島光飾）以一顆打破第四面牆的獨白，對觀眾訴說她的過去與現在，似乎重重給了社會一記冷刀，即使付出一切換取幸福，最終卻一無所有也毫無機會。她所身處的社會不再僅存於《愚行錄》的虛構，而是延伸出銀幕之外的真實。但社會改變了什麼？當片尾又回到田中的公車之戲，同樣的橫移鏡頭，只見每位乘客仍談笑風生，沒有人因為這件事而有所改變，也沒有人願意付出同理心，讓出自己已霸佔好的「社會」座位（地位）。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從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一路延伸至《令人討厭松子的一生》，因人而生念的貪嗔癡，到惡性循環的人性勾結，如今反觀於《愚行錄》顯影的社會結構，聽起來卻十分諷刺冷冽。人人在主觀自信所下的決定，到頭來都只是一場自私的愚昧之行，為求達成目標，而剷除他人的阻擋；當滿足不了自己時，卻盡可能破壞他人希望。甚至以此回過頭審視片中妻夫木聰之為，整場調查的起始，卻是立基於人性的復仇。藉身份之便，行己身之慾，也從一小愚昧的自私，最終擴大成顯露人性醜惡的社會悲劇。
　
當每個人身在「愚行」的社會結構中，再也沒有所謂外部／內部的分野，我們都成為了惡魔，也同時身陷人性本惡的社會旋渦，展開一場名為「自私」的角力鬥爭。但最終沒有人獲得任何勝利，我們始終都輸了，輸掉了做人最基本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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