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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電影《計程人生》（Taxi）後，不禁好奇查了導演賈法潘納希（Jafar Panahi）的相關故事及新聞。被譽為「伊朗電影的良心」，賈法潘納希的電影長期關注伊朗社會議題，特別對伊斯蘭女性的弱勢與不公，提出批判和省思。當然這些舉動，引來伊朗政府的不悅，2010年，他被伊朗政府以「行為對國家安全造成疑慮，散布不利當局文宣」為由，被判處6年徒刑、20年不得拍攝電影的規定，這個判決無異是「閹割」藝術工作者的創作欲。

但賈法潘納希沒有被擊倒，他突破禁令，在計程車上設攝影機、行程紀錄器來拍攝，用偽記錄片的手法，虛實的剪接、安排，拍成一部不同風格的電影。


這部電影在2015年的柏林影展獲得好評，並奪下金熊獎，無奈他被伊朗政府限制出境而無法出席，改由電影中他的乘客，也是他的姪女代表領獎。《計程人生》中，他的姪女演出相當自然，未來只要不被政府打壓，相信選擇走電影相關創作或表演，她的天分再發揮，成就定能與舅舅賈法潘納希相比。

賈法潘納希將拍電影視作一種藝術創作，他賦予自己一種使命感，他說，「當被壓迫到絕處時，我與自己的內心更加接近；在限制之下，更加促使我要繼續創作。」《計程人生》電影的最後，在晃動中，呈現一個全黑的畫面，像是賈法潘納希在被監控下，控訴政治迫害藝術創作的黑暗。


僅管如此，在電影裡，你不會看到那種血淋淋的批判，和摧淚訴諸情感的爭取同情，賈法潘納希自己上陣主演，從頭到尾，他的表情沒有哀怨，時而微笑的看待每一個上車的乘客。電影不像是沒有組織與安排的記錄呈現計程車司機一天的生活，就像其中一位賣盗版電影光碟的乘客，他識得賈法潘納希，於是對導演說，「剛才那對爭吵的人，不是一般路人，他們是演員吧？」這句話很有趣，那賣盗版電影光碟的乘客，就是真人演出嗎？其實什麼角色是真人入鏡？什麼角色是演員表演？這些都不妨礙賈法潘納希所要呈現真實的伊朗街頭民情風貌。


影片拍攝地點是在伊朗最繁華的大城，首都德黑蘭，從第一個乘客上車，可從聊天的話題，知道伊朗小偷猖獗，連窮人的東西也偷。接著上車的是一個賣盗版光碟的小販，但他義正詞嚴，還想邀導演入夥，做大市場生意，因為在伊朗想看一些西方電影，部分影片在政府管制下，無法看到，只能從盗版的小販購買，可是人民在私下卻有想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思考，所以才會造成盗版小販有市場。然後，捧著魚缸的兩個大嬸上車，也訴說著百姓仍迷信，與篤信伊斯蘭教的虔誠。雖然宗教有勸人向善的地方，卻存在有些不平的規定，導演真實呈現出來，也倜侃伊朗的法律規定不合民情與偽善。

有一個全身是血的車禍傷者上車，一旁的妻子一直哭泣，她哭泣的是擔心丈夫會突然死去，也擔心自己的社會地位不保，丈夫忍著傷，為了保全妻子能在他身亡後得到遺產，急著借手機錄影。而送丈夫到醫院的妻子，不斷焦慮的電話，要導演趕緊寄錄到的影像，給她存證，可是丈夫明明送到醫院沒事了，妻子仍然急切的要影像，因為她害怕哪天突然丈夫有意外，那她沒有遺產沒有地位，怎麼在社會生存。因為伊朗是重男輕女的社會，女性通常是弱勢。


電影最精彩的故事，出現在導演的姪女上車，她為了學校老師交待的短片拍片作業，一直拿著相機在錄影，結果她拍到一個貧困的拾荒男孩，這男孩在地上撿到一個路過，忙著結婚迎娶男子掉在地上的50元，小姪女拍到，要求男孩要把錢還給那名男子，否則她的功課不能放映，她天真的告訴男孩說，還回去，可以給他5元的獎勵。但男孩就是不肯，因為他要把錢拿回家給自己的父親。這裡也看到社會底層的貧民生活，在貧富差距下，不同的背景思考。


小姪女與導演舅舅開始聊到拍片還有不少規定，比如婦女不能摘下頭巾、男女不能有肌膚的接觸……，這些硬性的規定和法令，如果不遵守，會怎麼辦？在一個曾是賈法潘納希的女辯護律師上車後，有了被迫害的答案。賈法潘納希被判刑、人權律師的她也只能賣花維生。但他們的表情不是充滿憤慨的，而是一種寬厚微笑的看待所遭遇到迫害。


最後，當賈法潘納希車子停在路邊去找那兩個在車上遺失皮夾去放生魚的大嬸，一個黑衣男從機車走下，打破導演的車窗，要拔掉他車上的錄影器材，畫面突然全黑，只剩謾罵的聲音，或許導演知道自己一路被跟監，早把記憶卡給拔取，讓他們拿不到。這個手法可能是安排的，卻是賈法潘納希在伊朗被政府監控的對待，也是他用影片對迫害他自由的創作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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