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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導演周浩跟拍大同市長耿彥波的紀錄片《大同》時，台灣人觀影同時不免會提出「如果台灣能夠拍個柯Ｐ的跟拍紀錄片不知道會多有趣？」這樣浪漫的想像，但除此之外，《大同》還提出幾個雙面辯題供觀眾自行對號入座討論。

首先自是土地/居住正義，這本來就是當代紀錄片/電影動輒就會探刺的議題，但有時觀眾也會錯把這事當作電影的核心論題。《大同》片中，大同市長耿彥波為了徹底落實興建古城的文化建設，拆遷成千上萬戶，市民居住問題連環泡般冒出，有些人說他的作為就像是秦始皇建長城，人家日本修建古城（如奈良平城京）是經過慎重考古並在遵循古工法材料的諸多前提之下去復建的古城，但耿彥波所建的古城卻是煥然一新的古城，城牆中還有個自詡的大都會博物館，但那基本上和國民政府在台興建的大型水泥大廟是沒啥差別的。所以到底是為了都市發展？還是為了求名求利？



然而想打文化復興建設牌的耿彥波市長錯了嗎？

乍看之下，拆遷土地有野狗野貓與無家可歸的人民駐留、建好的古城牆邊在大豪雨後淹水窒礙難行，導演用諸多空鏡頭的景物，呈現了不少用力打臉、婊市長的證據畫面，《大同》果真是一副藉由跟拍市長之名行諷刺批判市長之實，倡導居住正義、抗議資本主義的電影姿態。但再細索思量之、電影再繼續看下去，《大同》批判的巧妙其實在於兩雙對比下的趣味。

畢竟政治複雜、人性險惡，耿彥波市長該被定義成好人或壞人？事情其實不能看得簡單。（代誌毋是憨人想的遐爾簡單！）

大興土木看起來會讓眾多人無家可歸，所以我們看見很多人每天都堵在市場住處門口想要直接找耿彥波市長投書陳情，從貧民、農民、有錢人，從有被拆遷的到沒被拆遷的，大家都因為拆遷一事而利益受到波及，只要成功攔到市長陳情、而市長也覺得合理，耿彥波市長就會在你的文件上簽名並指示相關單位依他指令去辦。這聽起來簡直太威了！於是越來越多人覺得耿彥波市長真的有在為人民著想、並真的有在辦事。可是轉過來看，那些蜂擁而上，表面上維護自身權益、事實上卻得寸進尺貪婪無止盡的人民究竟誰是真的在乎什麼公共的公平正義了嗎？沒有，其實他們想到的都是自己而已。



再去看偷工減料的建築廠商、市長身旁一堆說「事情很難辦」的幕僚同仁，每個人一看就都是尸位素餐的冗員，被《大同》拍到出現的每一個人，個個看起來都比市長還要沒理想、有私欲、悖德骯髒，看完《大同》到最後觀眾幾乎要相信原來市長才是片裡唯一較正常而努力工作的人。

所以其實《大同》一片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的社會政治論點，即這個所謂執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實質上是人治國家，市長簽個名就能改變很多事情乍看之下是比法治國家還要來得有效率，但一旦市長被臨時撤換、政策與建設便無法貫徹，追求政績的官即便不值得被尊敬，但各圖己利的貪婪人民又好到哪裡去了呢？根本上這個人治國家看似神速發展的所有建設都可能因為一兩個政要驟離職位而嘎然停止，停止的建設不論是好建設或壞建設都將變成無用廢墟，人治的種種壞處在此露出了一大馬腳。相對於法治國家，一切政策在經過公眾民主討論之後會建立一套制度供人有規可循，即便無法迅速成事，但至少可確保一種穩定進步的運行節奏。

當電影進行到最後，耿彥波和導演再見面，他已經被莫名調離大同市，在太原工作（並繼續搞他擅長的拆遷）。
後來耿彥波問了導演一句話：「你都拍了我啥？」
導演：『我跟著你時你都知道啊？』
耿彥波回了導演一句話：「對啊，但久了就忘記你的存在了。」
我想大概就是被攝者這句話的背書，讓導演能在繼《棉花》之後能順利連莊、二度拿到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肯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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