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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上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就要有承受風雨的心理素質，問題在於人生誰不脆弱？人生不是處處有陷阱嗎？

中流砥柱這個詞標誌著理想的高度，也承載著現實的難度，寫來容易做來難，孤單一根柱子如何抵擋滔滔洪流？《大審判家》（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的男主角費里茲鮑爾(Fritz Bauer)（由布卡克萊斯納飾演）被迫單兵作戰，他的策略與膽識，歷史已有公斷，至於他如何對抗洪流？則留待戲劇來好好書寫了。

費里茲鮑爾是德國的檢察總長，《大審判家》的故事從1957年講起，德國已經戰敗12年了，昔日納粹黨羽有人亡命天涯，有人放下屠刀想當好人，就是沒人想要算舊帳，面對昨天。整個國家在「上下交相賊」的包庇氛圍下，自然沒人想要「轉型正義」，替二戰中死難的冤魂伸冤。

鮑爾有猶太血統，深受納粹之害，於私，他確有納粹情意結，於公，讓惡人逍遙法外，當然有違正義理念。問題在於他選擇的正義道路，同伴不多。



當時，他形容自己的處境是：「我一離開辦公室，就好像進入到一個充滿敵意的陌生國家。」導演拉斯克羅曼(Lars Kraume)選擇了三個淺顯易懂的實例讓觀眾看懂他，如何在四面楚歌中踽踽獨行。

首先，鮑爾在家中浴室泡澡時暈厥，如非司機發現，可能就溺斃了。好戲不在於他能否獲救，而是敵對檢察官獲悉事件時，有意解讀成自殺未遂。

暈厥是意外，從現場證物來看，明明是吃了安眠藥又配了紅酒，藥物起了加乘作用，最多是身體狀況不佳；自殺，卻代表意志軟弱，不適任司法大位。一旦口語傳播開來，這位反納粹的檢察總長就不能安坐其位，昔日納粹就可以鬆了一口氣，這計棉裡針，暗潮何等洶湧。

其次，鮑爾復行視事後，發覺桌上公文有人動過了，召集手下，才發現眾人能混就混，不急著追蹤執行他交辦的事務，而且還一直監視他，只要有風吹草動，必有對策，如果證實鮑爾把情資提供給以色列，以追拿潛躲海外的納粹元兇，就可以通敵或叛國罪辦他。看不見的天羅地網，見縫就想插針的蠢動心緒，就讓人讀明了他，人在祖國卻若在敵國的那份孤寂感。



鮑爾要如何找出同類，說服他們併肩作戰，正是《謊言的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和《大審判家》這兩部電影的核心所在。也因為鮑爾能讓人做文章的把柄有限，直接找他的同類下手，讓這一夥人聲譽或信用破產，大局就十拿九穩了。導演拉斯克羅曼的策略就是：把同志禁忌給帶進來。

同志是人性，在1950年代則是禁忌，一旦私情曝光，法院會判刑或罰鍰，政治人物一旦沾上邊，更保證前途無亮。導演拉斯克羅曼先讓隆納德澤菲德(Ronald Zehrfeld)檢察官卡爾為一椿同志案籲請重輕發落，經由他的主張，我們看見了那個年代的同志處境，更透過荒謬的法律條文，看清了同志在千夫所指下的生存艱難。

正因為卡爾肯站在人道立場為人權發聲，莉莉絲斯坦根博格(Lilith Stangenberg)飾演的歌手Victoria立刻上前示好，因為卡爾辯護的犯人就是「她」的「男友」。對卡爾而言，Victoria是美麗的符號，愛情、欲望與性向同時被Victoria撩動了起來，因此陷進了「第一次可以說是無知，第二次就是明知故犯」的道德／法律困境中。

偏偏，卡爾聽見了心底最深層的呼喊；偏偏，卡爾又是鮑爾最忠誠的擁護者與執行者，毀掉卡爾就等於翦除了鮑爾的左右手，敵人怎麼捨得不利用這個機會痛下毒手？



《大審判家》的戲劇結構有清楚的二元核心：首先是緝拿執行猶太人終極計畫的納粹罪犯Adolf Eichmann，其次則是同志議題的攪混。要成就大事，即使小節偶有出入，也在所不惜；情欲雖屬細瑣私事，卻足以壞掉大事。就在大事與小事的交錯進行中，幾位主角的選擇因此都讓觀眾看到了在他們心中的「鴻毛」或「泰山」，因此有了一旦易地而處，你又會如何做決定？

《大審判家》的歷史趣味在於鮑爾「橫眉冷對千夫眼」的毅力，又透過卡爾的毀滅式外遇，見證了同志的卑微與悲情。那個時代，那個人生，《大審判家》的素描於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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