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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的性侵被害人幾乎都是女性。不過，澳洲電影《肉體性追緝》（The Book of Revelation, 2006）卻另類地刻劃了一宗以男性為被害人、三位女性為加害人的輪姦案件。透過調換男女在一般性侵害案件中的加害與受害者角色，本片除了企圖讓觀眾關照男性性侵受害者的處境，也試圖讓觀眾體驗到男性沙文主義言論的限制與謬誤。

男主角丹尼（Daniel）是一位身材健美的舞者，卻突遭三名蒙面女子擄走，並遭受她們的輪流性侵害。在被強制愛撫的過程中，丹尼即使心不甘情不願，也不由自主地產生勃起、舒爽的身體反應，不免讓這些女「狼」驚嘆：「他已經準備好了！」面對丹尼的抵抗，她們甚至說：「很多人想用錢買你現在這種遭遇！」而聽到丹尼歇斯底里地質問「為什麼是我？」，一名女子則答：「因為你很美……」

這些女狼的話，不就是惡名昭彰的男性沙文主義言論的翻版嗎？沙文主義言論的根本謬誤在於，透過機械唯物主義的觀點將男女視為機器或木偶，而認為男女之情感並不顯現自發、本真的自由，而是得因於對生理機制的屈從。

這種看法固然正確地看到了情感是身體機器的效果，卻忽略了情感作為身體機器的效果，除了可進一步產生無涉肉體原因的純粹情感效果，其本身亦已持有與其身體原因完全異質的象徵秩序。此即德勒茲（Deleuze）區分身體與意義－事件（Sense-Event），再將意義－事件區分為面向物（Thing）的身體混合物與面向詞（Word）的純粹意義結果，所為我們帶來的區別實益。

職是之故，我們有理由否定任何類似「口嫌體正直」的犬儒嘲諷。畢竟，人類情感不管是純粹抽象的（崇尚自由、平等、博愛、忠誠）也好，為身體對象提供象徵再現的（愛情）也罷，均已發生本體論上不可逆的基進轉型，而確有其不受肉體機制拘束的本真性與自由性。亦即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身體反應，也不代表其所選擇的價值或情感的本真與自由性受到玷汙，更不代表他失去了繼續忠誠於其所選擇的價值或情感的可能性。而即使是視生理機制為男女情感之決定者的沙文主義者，亦總是－已經（always-already）成為意義世界的一部分，而背叛了他們所標舉的純粹身體機制。

雖然事實如此，但是沙文主義的加害者往往僵固於自身的機械唯物主義幻見（fantasy），而無能自我批判與穿越，因而總是認為受害者的生理反應意謂著她∕他想被強暴。亦即，他們總是將受害者的生理反應拿來錯誤地正當化自己對於她∕他者的侵犯。至於以受害者容貌、身材之美作為自己加害的理由，更是透過機械唯物主義的觀點，將自己視為純粹生理機制的傀儡，從而正當化了自己的性加害行為。

上述反沙文主義的觀點看似艱深，其實就是常民論述中的課予沙文主義者「畜生」或「禽獸」等罵名，因而並不難懂。不過，《肉體性追緝》藉由女性性侵加害者對男性受害者說出沙文主義言論，卻別有一番特效──更能讓無能自我批判的男性沙文主義者深刻地體驗到自己過往言論的自以為是、霸道蠻橫、無反思能力。

除了上述丹尼被性侵的過程，《肉體性追緝》也探討了他歷劫歸來之後的狀態。首先，基於主流性別文化賦予男女既定性格、角色的論述效果，丹尼被女性輪姦的事實，不僅看似不可信，更可能被取笑。莫怪丹尼除了不敢跟女朋友、老師吐實，到警察局報案時也因為警察的嘲笑，而終究恥感作祟、有口難言、半途而廢。

其次，丹尼開始憑藉印象而自我追緝兇手，卻在屢遭失敗之後，開始成為「千人斬」，不斷留連夜店，找肖似兇手的女人做愛洩憤。雖然他後來交了一位新女友，卻還是敵不過報復的慾望，而終於被抓進警察局。正是在片尾，本片最關鍵的台詞浮現了出來──丹尼的師丈歐森（Olsen）要他「從一開始說起。」

《肉體性追緝》直到片尾，都未能讓加害人被逮捕，反倒以歐森的一句話作結。這突顯了，本片認為，在讓受害者這個主體獲得自由的角度上，相對於緝獲兇手，更重要的事情反而是：受害者如何能夠超越恥辱，勇敢地將自己受害的創傷事實說出來，從而一方面讓自己超越罪惡感的勒索，另一方面也讓自己停止向無辜她∕他者索取補償性的享樂或迸發仇恨暴力。

就此而言，導演安娜庫金諾斯（Ana Kokkinos）在其舊作《窗外有男天》（Head On, 1998）有著類似的觀點。固然兩片的男主角受到壓抑的原因不同，但他們都陷入痛苦而憤怒的狀態，而面對逆境，他們也都只是不斷地逃避於藥物或性愛，而無能勇敢地作出必要的行動（act）。惟相對於《窗外有男天》男主角阿里（Ari）在片尾仍舊持續茫然，《肉體性追緝》男主角則有師丈持續關照引導，突顯出安娜庫金諾斯已從暴露社會問題的導演，進步為有能力指出問題解決關鍵的導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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