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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非常慎重，不要把這次援救說成勝利。戰爭無法靠撤退贏得。但是，這次救援中卻蘊藏著勝利的可能，我們應當注意這一點。」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敦克爾克撤退後的演講。歷史由後人書寫，其中的大敘事由強權國家來論述。而無論後人再如何擷取或是想像二次大戰的經過，為何發生、如何發生、怎麼發生，都有各自的脈絡與背景。二戰它最被關注，也引起最大興趣，是因它是一場世界的大戰，牽涉歐洲西方列強在其中。人們對戰爭中的政治人物如何周旋，對戰爭的權力更迭、如何認知這場戰爭感到好奇，甚至期待戰爭是一種壯烈成仁的快感，製造英雄的偉大時刻。

但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敦克爾克大行動》卻另闢蹊徑，並且走得令人大感驚奇，結合攝影、剪輯、音樂、聲效的合作極致，讓觀眾看見，原來戰爭片真的可以純粹以一種身歷其境的「真實」來拍，純粹開啟觀眾的感官。當然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它從來就不是真實，它一直是一種與現實衝撞的藝術。而克里斯多福諾蘭似乎也讓《敦克爾克大行動》成為衝撞我們對戰爭既定印象的藝術作品。

電影還未上映時，《敦克爾克大行動》引起了一些猜想，演員列表沒有邱吉爾、沒有希特勒，只有羅列英軍士兵演員名稱，這些名單能拍什麼？乾淨的戰場能讓我們看到什麼？然而，在107分鐘的《敦克爾克大行動》中，諾蘭便用扎實、生死交關的影像告訴螢幕前的觀眾，沒有邱吉爾的身影、沒有希特勒的出現，沒有強權國家對戰爭影響的敘事，沒有了總是令人膩煩的意識形態，沒有刻意的煽情血腥，戰爭才會顯出它最真實不過的殘酷，以及那幾乎等同於面臨「死亡」的寫實，那才是最戲劇與情感最強烈之處。也因此《敦克爾克大行動》能有條件、有形式與內容的兼具與統一，被視為「藝術」。如同文學中對死亡最表達了淋漓盡致的美，那種刻劃能超越時間與時代，歸為經典。

《敦克爾克大行動》圍繞在英軍、法軍的小人物身上，海上參與救援的民間船隻，以及空中保護英、法兩軍順利撤退的皇家空軍戰機。而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在三方視角上，很精準的掌控了影像的調度，懂得如何利用影像說故事。

故事先從年輕的大兵菲昂懷海德從敦克爾克城鎮向海邊前進，路上遇德軍襲擊，經過在邊防線上駐守的後衛部隊──法軍，然後度過防線抵達海灘。

總算抵達敦克爾克海灘，菲昂懷海德在海灘上第一件事，是想找個隱蔽的地方解褲帶──「拉屎」。諾蘭這輕描淡寫的一幕，個人、微小不堪的動作，卻衝擊我們對戰場上士兵的模糊觀感，而那一刻菲昂懷海德的角色被有意的形塑立體，成為一個活人，並成為在這撤退事件中的一個「人」。

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也利用類似的手法，在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出發時，讓飛行員再三檢查油表的動作強調了真實，飛行的視角也突顯了空中非想像般的無敵，他們是有限、渺小的人，甚至在戰機裡的封閉空間，面臨被擊中了機翼，尾部冒著白煙劃過天際，飛行員得設法爭取時間迫降、或開降落傘等實際應對，那些體驗都是極為真實與驚悚。

於是乎，在《敦克爾克大行動》中，觀眾沉浸在「戰場本身」，身歷其境體會了宛如真實的戰爭洗禮。「存活就是勝利」聽起來極刺耳，在意識形態下或在政治正確、道德下，沒有人願意說存活代表勝利，也會質疑不論是非而求存活的手段。但如果回想邱吉爾《二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的序言，提出當時他對政治的敏銳想法，指出了一次大戰後的二次大戰，其實是「原是可以避免」的一場無意義的戰爭，是「不需要的戰爭」。去除掉大的敘事，回歸到被派上戰場的小人物視角來看，存活下去對抗死亡，不也是一種超越？存活下去才能離開戰場、回到家，甚至保有人力待下一次的反抗。戰爭是無情與死亡的集合，存活是極容易理解並情有可原。因此，《敦克爾克大行動》最終湯姆哈迪是否存活，對應發放食物老者的話語，也成為這部電影貫徹始終──存活──出自戰場上小人物的心聲。

邱吉爾認為一次戰後的戰勝國家──協約國，放任、逃避、退讓，促使了二次大戰的發生，在德國德軍占領萊茵非軍事區後，德軍從試探到一步步鯨吞蠶食弱小他國，德軍在過程中逐漸壯大，侵入波蘭，進犯比利時、荷蘭，最後逼到法國。而在最後協約國發覺非戰不可之際，早已失去優勢的英軍、法軍，被步步退到敦克爾克，最後決定撤退回英國本土，重新組織戰力。但也因為「敦克爾克的奇蹟」，33萬人的生還與民間同心投入的救援，轉化英國與協約國對二戰的態度，英國願意持續繼續戰鬥，並受到邱吉爾演說的鼓舞，對抗二戰、對抗德軍背後的納粹與極端的意識形態。

「我們將在大海和大洋中作戰，我們將具有愈來愈大的信心，和愈來愈強的力量在空中作戰；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的地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絕不投降……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認為合適的時機，拿出它的所有力量，來拯救和解放這個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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