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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形式與電影形式的藝術表現，作家與導演的創作本質並不相通，在文本上，前者運用文字創造時間與空間，後者則運用動態影像。雙方任何一方的改編都無法如法炮製，雙方都無法被對方照實延用，小說的文字醞釀的時空感，是專屬於小說的，也可以說，小說改編成電影，它的精采仍須通過導演的詮釋，才能帶出符合作品核心意義或延伸出新的意義。


在小說改編為電影的部分，個人是可以給予肯尼斯布萊納的改編版本一番肯定和正面的評價。第一，肯尼斯布萊納版的版本對阿嘉莎克莉絲蒂創作的虛擬人物──偵探白羅的掌握，電影塑造上有著以理服人的刻畫，增加觀眾對角色立體、形體化後的認同(除了身高與身材無法認同…)，例如肯尼斯布萊納與編劇麥克葛林(Michael Green)掌握到了白羅整體的精華──理性和人性、謙虛與自傲的矛盾之處，還有潔癖、正義感的人格特質，這些小說裡十分抽象的形容概念，放上大銀幕，肯尼斯布萊納直接透過適合影像訴說的方式，以角色性格與鏡頭畫面捕捉到的動作，來「詮釋」白羅，將白羅形象鮮活化，像片頭加入的一小段「耶路撒冷哭牆」破案小片段，便很快利用此篇幅向觀眾傳遞複雜的訊息：白羅是個有自己一套鐵原則的怪人(這種怪與慣於理性思考的人身上出現算合情合理)，而且白羅是能從犯人心理動機與現場線索冷靜推理出犯人是誰，還能看穿人心的聰明偵探。


最重要的是，肯尼斯布萊納為白羅添加了來自他詮釋的血肉動機：白羅能辨是與非，看見事物原本的面貌(也指涉看見人內心的那位)，電影的運鏡更切合此一描述，尤以發現死者當下的俯視畫面，宛如上帝視角，也以此呼應電影結尾取代陪審團的「最後的晚餐」構圖，白羅內心對孰是孰非的衝突，以及謀殺案水落石出後，最高潮對人性破碎的憐憫。

當然，對原著迷來說，電影中的白羅與小說中的白羅，兩者的勾勒變與不變是極其弔詭的，尤其電影為了增添娛樂性的動作追逐戲，角色情感的睹物相思，或不說死的續集伏筆，電影的編排上是否真有必要，見仁見智。

第二，電影有超過一半的劇情及重點──包含故事案件發生前後的鋪陳與畫面，皆相當大的比重，放在古典推理的精神上。構築角色的動機與案發現場的細節編排到位，以影像透露的線索幾乎立基小說的大方向，只在某些關鍵處作變動，為了讓最後的二個推論能都被成立。

雖然在某些細節，線索的充足性略有瑕疵，例如每個人的包廂位置難以推估(甚至包廂與包廂之間的門可以打開，是經由哈伯德太太說她的包廂有人闖入，才令人想到包廂是可以互通)；人物的來歷雖有蛛絲馬跡可循，但並非全部角色公平交待。線索算不完美，但精神上是扣緊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古典推理，也在鋪陳上，盡力屏除啟人疑竇的疑點(例如強尼戴普的角色在電影中是最後他要求喝咖啡，而不是固定吃安眠藥；黛西蕾德莉與小萊斯利奧多姆的關係全以秘密對話呈現，而不是以什麼趕到車鬆一口氣，覺得趕上一件大事來表達…畢竟這實在難在銀幕上演得出來)。

唯一，電影改編上，真正可惜的...是戳刀的畫面實在令人出戲。怎麼可能血液沒有飛濺出來沾到衣服？覺得這是一個小小敗筆。


最後，肯尼斯布萊納十分細膩的著重在破案後的案件予讀者/觀眾的啟發，特別強調「謀殺其實是破碎靈魂的作為」，這與阿嘉莎克莉絲蒂創作初衷其實非常吻合，更遑論結尾對某些喜愛推理的人來說，其實有微微打臉之感，怎麼說？

對熱愛追逐謎團的我們，早已忘記很多謀殺案背後(除了特別塑造的偵探變態對手)，有很多謎底不代表真正的解謎，不是正義伸張或案情謎團水落石出而已，人性是不如推理過程那般輕易得出結論的，人性無法推理得證是非，或說出它的所作所為是否代表正義。再如何能看穿人心，以人的標準法律也無法定奪是非正義，予以審判。

這一點，肯尼斯布萊納的版本作出仍稱精采的詮釋，更透過演員精湛動人的表演，將這個被翻拍多次的經典謀殺案，可稱得上有一次相當觸動人心的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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