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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擅言語的更生人(Franz Rogowski飾演)，獲得賣場大夜班的工作，重新開始學習，如：使用推高機、陳設商品、了解賣場規則，但最重要的是「認識前輩」。

大賣場是世界的縮影。明確規劃分區的商品，甜品區、酒飲區、菸品區、生食區、西伯利亞區(冰櫃)，而員工各自分派，宛如領地各自為政、互不逾矩，粗工勞動、男女比例、水土冰火也分配得一清二楚。

排整齊的商品，一瓶酒、一包糖、一盒菸，每個物品皆被賦予了一個條碼，並置放於一個空間。他們靜止，直到有人變動他們，最後，消失。

如果人是商品，真是這樣，社會將不再擁有人性。我們會被放置、擱置、棄置，或是存續、利用、消化。最後，丟入垃圾桶，再被選擇火化或掩埋，我們將就這樣過了一生。


《賣場華爾滋》聚焦在一間由以前東西柏林時代的關口改建而成的大型賣場，由此可知，賣場設在郊區，所以，消費者來到這，只是為了購買一周或以上的食物，自然而然，顧客彼此的交集侷限在個體、單一家庭。

Wolfgang Becker的《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 2008)，1989年，東柏林逐漸被西柏林化的同時，堅貞的共產黨員母親從昏迷中醒來。家中長男(Daniel Brühl飾演)打算欺騙母親，防止她不受「柏林圍牆倒塌的事實」而加重病情，所以將已經「西化」的老房子重塑成舊有的模樣，大力找尋以前丟棄的物品與回憶。該片中，西柏林的量販賣場打入東柏林，讓原本在東柏林的市場經濟全面汰換，使得原本住在東柏林的一家人找不到「東方傳統美食」。醃黃瓜、罐頭、啤酒、咖啡粉、麵包、餅乾，全部都是陌生的品牌與包裝，甚至太多樣的選擇使他們暈頭轉向。

由《賣場華爾滋》的故事可以知道，原本在關口工作的員工，許多是卡車司機，就像電影中的Bruno跟其他老員工。因為東西柏林統一，關口的用處固然失去，他們不知何去何從，幸運的被留下在賣場裡的工作。全身刺青的男主角本身是更生人，重返社會，不願回去跟弟兄鬼混，找到這個大夜班的工作，近乎隱姓埋名的活在城市裡。柏林影后Sandra Hüller飾演一個行蹤飄忽的已婚婦女，導演並沒有說清她到底發生什麼問題，只是在無言中展演她對於賣場的離去與回歸、對於男主角的拒絕與接觸。這間賣場儼然成為這些無立足之地的人們的避難所，他們宛如被置放在賣場中，有時被挪移，有時被拿取，有時被品息。

蔡明亮的《郊遊》，一對兄妹因為沒有上學，整天在連鎖大賣場中遊蕩，透過試吃填飽肚子；晚上的時候，買三個特價便當，跟白天到路口舉牌的爸爸一起吃飯。陸弈靜飾演一名賣場經理，檢查商品的無聊工作，下班回家時，用即期的肉餵野狗；有天，上班過程中，聞到一股令人嫌惡的味道，在賣場不曾有的味道，她用靈敏的嗅覺，找到了沒有洗頭的妹妹。在《郊遊》中，陸姐在「賣場」找到兄妹，再經由這找到李康生。「賣場」成為陌生人的交集點，讓原本不可能見面的彼此互相結合在一塊。


同樣的，「賣場」讓各家不同生產的商品聚在一塊，在這個「集中營」會合，並貼上標籤賣出。在裡頭打卡上班的員工跟辦理會員的消費者也是一樣，我們來自不同家庭，卻在賣場中聚集，離開賣場後，又各奔東西。

《小偷家族》(Shoplifters, 2018)，父親訓練兒子，上賣場偷東西。其實，兩人根本沒有血緣跟法定親屬關係，只是一個男人跟一位男孩的合作。在賣場中，一切由金錢計量、由市場法則供需，賣方計較商品，消費者依價購買，豈不是無情之於無情的連鎖關係？《小偷家族》中，因為欲求，他們偷商品，將得來不易的物品如獲至寶般收在背包中，即便卑賤鄙陋，卻擁護人倫之至情。

人不是商品，即便我們被安排在某個位置上頭，透過觀望的能力，經由生命的呼吸，我們起身、抬頭、屏息、親吻、流淚，即便生命是漫長的，但生活是動態的，直至死亡之日。在終結之前，思考、情感、欲望，繫緊彼此的是那條無形的線，是人的道德與倫理。

推高機的皮帶，緩緩升降之中，摩擦的聲音，像是海打著岸的浪。海是自由的象徵，因為沒有東西被度量計價、綑綁約束。這個城市是不靠海的，本店的休息室，牆壁上有張海邊風景的畫，裡頭貌似優游的國度，喝杯咖啡，小談一下，我們自由的氣息，慶祝著有生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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