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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以現代眼光望去，圓滿，這兩個字依舊是政治。


　　八零年代真是個時代樞紐，許多事情都在那個眼兒起了改變，走過劇烈動盪的中國為了順應民意與變遷，風風火火地將人民公社做了轉型，這項重要的改革開放制度相當程度地轉移了老百姓的注意力，使無法脫貧的農村產生根本性的轉變；自農村起家的共產黨當然曉得農民工人對於國家根基的影響力，他們不想重蹈覆轍卻也不想改變既有權力結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雖不是政府主導的變革，卻也反應出那個時期可能一觸即發的危機。

　　人民公社制度底下的所有勞動生產都得收歸公有，打平之後分配給每個人，無論產能多寡，回報都一樣多，土地房產為國家所有，人民無法擁有私產，在那制度下，農村生產力始終是有限度的產出，並因勞動意願低落導致產能年年下降；一九七八年，安徽鳳陽小溪河鎮的小崗村二十位農民簽下生死狀承包村內土地耕作，因為有了個人產能使用的空間，當年小崗村糧食大產，開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先。


　　生在台灣的我們或許較難想像那是什麼情況，但要政府把既有的東西甘心分配給人民，那般陣痛應該不難理解。


　　人民公社一方面是生產組織、也是共產黨的地方基礎政權單位，存在超過二十五年的人民公社抵不過時代洪流，在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後快速調整路線，終至一九八四年因市場經濟興起而解體，鄉級行政區制度的建立，取代了農村人民公社的地位，《村戲》（Bangzi Melody）背景就架構在人民公社解體之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剛建立不久的一九八二年。


　　匱乏的小村落裡，奎瘋子霸佔著九畝半的田地任其荒蕪，村裡大家眼紅了十年，終於盼到體制改變，每個人都可能重新分配田地且都肖想著那九畝半，如果有了九畝半，誰都可以一躍成為村內大戶，但同時，每個人都在想為什麼村幹部支書為何不處理處理奎瘋子？

　　路老鶴曉得其中緣由，他考量的不只九畝半，還有自己的女兒小芬，這閨女誰不喜歡偏偏喜歡上奎瘋子的兒子樹滿，一直以來沒啥機會拆散他倆的老鶴終於逮到機會讓村民們看看誰是老大，身為戲班子頭頭，老鶴接過支書給的任務，年初二領導們要來村裡探望，就用「打金枝」這齣戲決定一切吧。


　　小芬怨極了，爹爹不讓樹滿跟她搭配唱戲，樹滿還對自己親爹怨恨至極，志剛那破鑼嗓子唱戲能聽嗎？

　　樹滿確實怨恨得很，若不是父親發瘋且給村民帶來那麼多困擾，老鶴叔叔怎麼可能不讓自己跟小芬在一起？


　　支書才抱怨了呢，奎生當年犧牲付出他能怎麼對村民交代說明？如果不是那場意外，奎生怎麼可能發瘋？

　　王奎生真怨到底了，變成瘋子也不是他自願的，彩雲說，對不對？


　　今年金馬影展至今，《村戲》堪稱是最得我心的電影，它講述了那個時期的人情小事，也講了一段大時代的悲歌，尤其喜歡那復古色調的畫面，即使知道導演刻意以復古與彩色對照人物心跡的衝擊，還是忍不住為之動容，我喜歡鄭大聖導演以簡單的顏色講一段不太簡單又充滿寓意的故事，歲月不一定會把什麼明確事物留下來，可，一定會留住走過那段歷程的人心。


　　幾句歇後語趣味點綴了電影的厚度，雖說晉劇我看不懂，我看到的，是戲子班裡流動的人言可畏，偏偏時至今日，那樣的肉麻當有趣也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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