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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是中國紀錄片導演周浩再次繼《棉花》連莊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新作品，如前有《書記》的郭永昌，那《大同》就是致力想奠定大同歷史地位的市長耿彥波，雖不是《棉花》的一條產業鏈過程，但周浩卻將一項政策視為最終顯示人性的目標。在他的鏡頭底下，不帶有任何批判意味，也不帶有自身的任何觀點，就在這個與被攝者的距離之間，透過鏡頭帶觀眾眼見混沌的人性、真實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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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楊炯《從軍行》　

「大同，曾是中國的帝城，但也因大量開發，成了中國汙染最嚴重的城市。」而被介紹後的大同開頭就是市長的狂奔，放學小孩的嬉鬧聲，隔牆則是挖土機在拆建房屋，車頭前的金色毛主席頭像與車窗前方的正倒榻的大樓成了強烈呼應。耿彥波的古城大同計畫，在官員口中只剩拆拆拆與錢錢錢，只在乎尚未搬遷的數字，卻看不見多少人民未被安置的辛酸。《大同》正是《少年小趙》的反面，也顯現了《地下香》如今中國拆建、房屋徵收的悲涼慘況，而大同之患，始於一人之手，如今土石已代替烽火，掩蓋大同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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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難得好市長！」　

但《大同》的影像裡單單只有耿彥波市長嗎？絕非如此！而這也是周浩的「混沌論」最精華之處：「真實」的兩面性。縱然我們早已眼見他所建立耿彥波虛假的威權表面，影像下的殘壁破瓦與黃沙漫舞，正是大同最實質的面貌，然而，是誰又促成了市長的自信心？當人民高喊著市長萬歲，獲得簽字之後的片刻滿足，又或高舉旗幟懇求市長回來領導大同，在歡聲雷動下卻感受到心中的一片淒涼。這就讓筆者聯想到漢娜鄂蘭所論述的「邪惡的平庸性」，只因今天個人有房安定，以為大同會大不同的一意姑息，貪享片刻遙望未來之美，卻沒眼見遠方正有幾戶人家仍無家可居，夾縫於為了文化而犧牲的土礫堆中，甚至翻覆於「沒結果」的法律程序。如今，大同興亡，該怪中國？該怪耿彥波？它不是誰的錯，而是每個人都有責任使之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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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混沌性」除了人民與市長，卻也能看見耿彥波與之政治的抗衡鬥爭，他或許有心，卻無奈被黨中央的政策洪流推移，縱其滿是荒謬的城市立基論點，但他感慨「我也可以當一個涼官，什麼事都不做。但我要做就會把一件事做好。」他愚鈍嗎？卻非然也。當飯局外的官員不再是想著如何建設城市，而是想著如何貪飽自己的荷包，談的不再是如何讓一切變好，反而譴責搬不走居民的壞。在看回耿彥波如此「親近」人民、傾聽心聲的處理之為，反倒不免唏噓，耿彥波或許已是這共產政治剩餘的唯一良心。



為拍紀錄片出身的奇士勞斯基曾說：「並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被描述的。這正是紀錄片最大的問題。拍紀錄片就好像掉進自己設下的陷阱一樣，你愈想接近某人，那個人就會躲得愈遠。」正也是奇士勞斯基後來不再拍攝紀錄片的原因。然而，周浩卻將這個「距離」玩轉的恰到得宜，在《龍哥》之中，當他與龍哥對談時，曾提到關於「利用」的距離，周浩救濟了龍哥，而龍哥則給予了周浩的影像。而影像下所謂的「真實」，對周浩來說，他不去猜想人是好是壞，對他是真是假，盡可能讓自己作為一個旁觀者，拍下這些人物面對敬頭最真實的一面。耿彥波說道：「我已經不知道怎麼當官了，而你又拍了什麼？」，周浩答道：「我拍了你都看見的阿」，耿彥波則回：「時間一久，我都忘記了你的存在。」總使周浩和耿彥波始終存在著一個被攝與攝者的距離，但他手上的鏡頭正是這位市長的眼睛，記錄著大同在他手下的變化。你拍了什麼？我拍了是你那雙眼睛從未看見的人民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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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這位大同市長離開了大同，債留30億美元的爛攤子，來到太原執政，撤離又是25萬人，又是新建一座廣大機場。是時間不足讓大同成了政策下的犧牲？又或即一開始這位自信滿溢、強調責任心的大同市長，內裏卻早已歪斜。耿彥波的「文化」，充其只是個歷史的贗品，縱然明代、遼代、清代、金代加持，文化的可貴絕非人為再造的虛有其表，也絕非建立於家破人亡的拆遷搬移，甚至把GDP產值歸功於文化之美的打造。當一個大同市民說道：「以為圍牆築起就是文化價值，如今他就像秦始皇再築長城」，他的百年目標如今只是加速城市的百日滅亡。經過一年後，眼前景象似乎和開頭一樣並無改變，但卻多了圍牆內的「假象」、圍牆外的「現實」，大同，確實已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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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　

耿彥波總感慨著「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言語盡是無奈，無語問政策使然，但他卻曾未想過，人民早已成落花被他，也被國家遺忘。「歷史再也不給大同機會了！」這一次，耿彥波也親手將大同埋葬於他自豪的文化磚瓦之中。



【延伸知識】安東尼奧尼《中國》

片中民眾對周浩攝像的作為提及的正是由已故義大利著名導演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於1972年在中國所拍攝的紀錄片，全長為217分鐘。由於當時拍片森嚴，全片由官員「陪同」拍攝，使導演無法達成拍攝意圖，只能採取偷拍形式捕捉人們表情。(如同周浩於廣場所為)　

而由於政治因素與四人幫批判鬥爭，使得本片原該於威尼斯雙年展放映計畫被終止，甚至將此片汙化成刻意政治宣傳。安東尼奧尼說：「令我沮喪的是，當時中國某些官員對本片的評價過於苛刻，言辭有點激烈，竟然將我和孔子、貝多芬相比，我個人認為不可理解。我認為這部片子，與其說是一部紀錄片，不如說是周恩來認可的一部片子。很明顯，周恩來與江青之間存在著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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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榮獲第52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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