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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大衛對抗巨人哥利亞、人民對抗政府的不公為主題的電影多不勝數，若導演功力不足，在故事細節的處理上，往往稍有不慎，就會造成代表善、惡角色的好壞過於鮮明，在電影主題的論述上也會淪於過為教條式的論述，若能巧妙的刻劃人物性格及內心掙扎，那麼電影就能跳出既定的框架，不僅更為凸出，鮮明的角色甚至能讓觀眾多年後仍印象深刻。

鄭有傑與勒嘎．舒米導演的《太陽的孩子》訴說的是阿美族原住民保護自己土地，不被政府奪走的故事，看似善惡如此鮮明的故事，卻在鄭有傑與勒嘎．舒米雙導演的手中，幻化為不平凡且動人的故事。

※以下內容涉及劇情，請自行斟酌閱讀。



《太陽的孩子》在故事的敘事上並不刻意煽情，沒有刻意要觀眾哭的戲劇性鋪陳或是鏡頭安排，僅僅以樸實的方式敘述一個故事，但是在電影中穿插的背景符號，卻增添了電影敘事上的層次。
　　
如女主角阿洛·卡力亭·巴奇辣（Ado Kaliting Pacidal）飾演到台北新聞台工作的阿美族原住民Panay／林秀玲，電影開場時她向主管抗議主管抽掉她播報的太陽花學運：原住民觀點報導，這場戲有四個功用，一是強調故事的時空背景，第二則是藉由《太陽的孩子》的故事主題，和太陽花學運作了對比，其中包括〈島嶼天光〉這首歌的出現；第三個則是暗諷台灣社會現況，透過主管對Panay的回答，觀眾得以知道台灣的新聞閱聽人，比起太陽花學運的報導，更在乎腥羶色的視覺訊息，因此抽掉了Panay的報導，換成雞排妹露乳溝的畫面，藉此換取新聞台的收視率，主管的作法不只反映他必須換掉一般新聞的必然性，更反映了台灣閱聽人的可悲素質；最後一個是Panay離職回鄉的必然性，Panay無法報導自己想報導的新聞，她離鄉背景到台北工作，換到的是在工作上無力的聲聲嘆息，其實她的不快樂，源自於台灣新聞閱聽人的水準降低，兩位導演透過短短一分鐘左右的戲，便已諷刺台灣閱聽人的低水準，以及政府和人民不對等的關係。



Panay回到了家鄉部落後，一方面照顧罹癌的父親，另一方面決定開墾長滿雜草的荒地，以復育梯田代替飯店設施，在她演講的那場戲，她看了一眼打好的講稿，然後決定以自己的方式陳述，她只有五分鐘的時間說服大家支持她的復育梯田計畫，但是她卻選擇講述自己的名字，Panay的漢名是林秀玲，從小演講比賽都會得獎，只因為評審驚訝她身為一名原住民，漢語發音卻非常標準而無口音，因此成為演講比賽常勝軍，並被部落稱為「部落之光」，這場戲就能夠透過Panay的演講看出漢人的強勢，以及台灣社會認同的文化標準。說得一口流利漢語的原住民，不僅僅證明原住民漢化政策的成功，Panay常常因此獲得演講比賽第一名，說明只要接受政府漢化政策，並且漢化成功，就能在台灣社會獲得晉升的地位，但是Panay卻在台北新聞台的工作，喪失了原本的自己，她決定留在部落、決定推動復育梯田計畫，甚至在演講最後的講述中，捨棄自己的漢名，自我介紹自己：「我叫作Panay，是『稻穗』的意思。」Panay捨棄漢名，找回自己的本名，是回歸部落、回歸家鄉，不再尋求漢人社會的文化認同，並且找回真實自己的意義。



至於吳燕姿飾演的Panay女兒Nakaw，她在電影一開場便騎著車前往北回歸線紀念碑，她知道只要在紀念碑前跳著阿美族的舞蹈，就能賺取觀光客的錢，她利用這些錢能和朋友們玩夾娃娃、吃自己想吃的零食、剉冰，讓自己過得快樂，她知道錢的用處，也因此當許金財飾演的阿公罹癌時，她二話不說就希望賣地，以換得更好的醫療，但是Nakaw究竟是透過阿美族舞蹈消費原住民文化，抑或是宣揚原住民文化，電影沒有給予兩位導演真正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Nakaw在整部電影裡最常穿的就是一件袖子是黃色的白色T-SHIRT，白色在電影色彩學中通常代表純真，黃色在《太陽的孩子》中則代表活力，且袖子的黃色並不刺眼，比較接近淡黃色，通常會給予角色天真、純真與無辜的意象，至於Nakaw在北回歸線紀念碑跳舞時，周邊的土地買賣插牌，其實也早已為電影後半段劇情的發生提供了暗示。



Nakaw總是掛著純真的笑容，不僅僅是因為她是小孩，她帶著徐詣帆飾演的劉勝雄到祖先留下來的空地，和弟弟Sera一起奔跑玩耍的那場戲，不只是單純的告訴觀眾劉勝雄想收購部落中荒廢的空地，好賣給飯店業者，更重要的是Nakaw和Sera生活中的簡單與快樂，兩人奔跑的畫面就是純樸生活中最美麗的風景，這畫面屬於鄉村、屬於部落、屬於Nakaw的成長歲月，同時也是都市生活中，成年後的我們已然消逝的純真風景，劉勝雄看著畫面露出微笑，也以照片紀錄這一刻的珍貴。
　　
但是商人的心思終究不同，劉勝雄並非單純的紀錄生命中的美好與單純，而是將其製作成海報，以Nakaw純真的笑容，作為興建飯店座談的宣傳工具，劉勝雄無時無刻的尋找行銷的工具與題材，那就是商人必要的敏銳度之一，Nakaw後來以同一張海報反將一軍，更是諷刺商人創意的反差趣味。
　　
導演在劇情架構上大筆一揮，商人的性格與形象，便在螢幕上深刻的呈現，但是在劇本的設計上，導演並無意將劉勝雄刻劃為單方面的勢利商人，當Nakaw決定賣地救阿公時，他沒有見錢眼開，而是通知Panay、Panay決定進行復育梯田計畫時，劉勝雄也跳出來幫忙，他幫忙接通水圳，也幫忙和承諾跳票的商人溝通，盡全力的幫助部落，因為他相信他做的事情是對部落最好的。



相較於劉勝雄的商人角色，政府官員的依法行政，導演也勾勒出為官者的立體形象，比如Panay去找鄉長請求資金援助時，鏡頭拍攝鄉長的臉部特寫，觀眾能很清楚的看到鄉長頭往後仰，以高人一等的姿態跟Panay對話，誰是強者與弱者，清楚可見，也因為這場戲，Panay找鄉長的事變成一場惡意的謠言，企圖中傷Panay；當鄰居阿姨的地遭到官員勘查，承辦單位卻以資料被颱風吹走的荒謬理由，將鄰居阿姨家世代傳承的地變成有爭議的國有地，官員只能按照規定程序辦理，因此與其說《太陽的孩子》拍攝的是原住民和政府的衝突，不如說是拍攝「法」的不近人情，「法」的冰冷與冷血，造就了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
　　
Nakaw 和其他部落小孩爭執的戲，Nakaw 挺身而出為母親辯駁，導演沒有拍攝扭打的畫面，而是在下一幕拍劉勝雄唱著歌來到爭執地點，同一群小孩子笑著經過，誰輸誰贏已昭然若揭，這是聰明導演的拍攝方式，躺在地上的Nakaw臉上充滿了不服氣的憤怒，這場戲也是預示Nakaw在後面劇情將會為了部落挺身而出的勇敢性格。
　　
阿公住院時，Panay 在桌上拿起一張畫滿金黃稻穗的畫，而流下眼淚，也讓她決定要留在部落，但是當Nakaw知道Panay找鄉長的事是真實的時候，Panay 看到牆上那一幅畫被撕毀，那是Nakaw對Panay信任破碎的象徵，但其實也和電影結局的畫面有了對照的趣味。



有趣的是電影除了Panay姓名上族群認同的層次之外，她的兩個孩子Nakaw和Sera，他們的名字取自阿美族的神話傳說，故事中Sera和Nakaw夫婦是一對神人夫妻，下凡到神之地，並生下Tapang masera 和Nakaw 兩名子女，直到有一天遭遇一場大洪水，Nakaw 和Sera找不到子女，且洪水逼近，因此兩人先行升天，Tapang masera和Nakaw 則漂流至Cilangasan （奇拉雅山）山頂，兄妹結為夫婦在此開墾，並在後來搬到山下的加納納山，再搬到奇密社的故事。
　　
導演採用阿美族開墾神話的神人作為角色命名，除了以這則神話引申《太陽的孩子》的開墾典故，以及愛護祖地的土地情感，其實也正是藉由還是孩子的Nakaw和Sera，將部落的希望聚交在年輕一代的身上，也因此這則神話典故，Nakaw 在片尾為了部落挺身而出的形象化身也就得到印證。



在神話中提到的Cilangasan，就是阿公無視身體的痛苦，仍然帶著Sera，企圖上山開墾，卻因年老而無法上山所提到的Cilangasan，當阿公在跟Sera說著Cilangasan對部落與家族的重要性時，畫面中飛來一隻黃色蝴蝶，並停在阿公的背上，從畫面的攝影方式，可知蝴蝶並非刻意的安排，是意外捕捉到的巧合鏡頭，但是蝴蝶的出現，卻增添這場戲的影像層次，蝴蝶彷彿是祖先的庇佑，又讓阿公彷彿長出了翅膀，宛如祖靈的化身，使得這場戲正和神話故事呈現彼此呼應的影像美感。



《太陽的孩子》因為敘事的簡樸，使得結尾部落人民團結抵擋怪手的戲更加動人，部落人民守護的是自己的家，甚至是象徵阿美族人的部落文化；金黃的稻穗是人民汗水的結晶，也是辛勤勞動的報酬；怪手象徵利益，當它開挖了土地，就能讓得利者賺取大把鈔票；警察象徵依法行事的政府威權，他們沒有決定是非對錯的資格，只是聽命行事的棋子，因此當老奶奶問一名阿美族青年警察：「孩子，你的部落在哪裡？」時，這名警察陷入族群認同的內心交戰，巧合的是《賽德克．巴萊》中林慶台飾演的莫那魯道也曾問過徐詣帆飾演的日本警察花崗一郎類似的問題：「你將來要進日本人的神社？還是我們賽德克祖靈的家？」這兩部電影徐詣帆皆有演出，類似的問題呈現類似的戲劇效果，是非常有趣的戲劇對照。
　　
當所有部落人民被警察驅離至道路邊緣時，Nakaw 卻奮勇的站出，張開雙手隻身抵擋怪手前進，Nakaw 的純真孩童的角色形象，以及阿美族祖靈的姓名化身，賦予她採取行動的必然性，也讓電影在樸實的敘事中，綻放動人的情感火花，一名少女隻身阻擋怪手前進的畫面，酷似六四天安門阻擋坦克前進的畫面，這場戲裡人民與政府（法）之間的互動關係，宛如《詩經．小雅》中的〈黃鳥〉一篇所寫的：「黃鳥黃鳥，無集於榖，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榖。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政府強奪人民賴以為生的生存命脈，財團從中建造飯店而獲利，自古以來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並無二致。當怪手的手臂往下插入稻田的那一幕，不僅撕裂了部落人民的生存希望，也如同Panay所看到那張被Nakaw撕碎的金黃稻穗畫一般，再也沒有阻止的可能了。



《太陽的孩子》的故事主軸雖簡單，但是鄭有傑與勒嘎．舒米兩位導演在電影細節中，安排了很多符碼，這些符碼和電影主題互相呼應，且同時透露對台灣社會及人民的隱憂，除了閱聽人素質之外，當部落人民抗爭的新聞被看見之後，復育梯田計畫的成果：海稻米的銷售量從原本的3%迅速成長到100%，不正是台灣人不管好壞，都要一窩蜂的搶著跟上流行，並四處炫耀的病態心理嗎？
　　
雖然電影在攝影、剪接、情節等觸仍有不少過於刻意的手痕，水「圳」的中文發音「ㄗㄨㄣˋ」，電影裡也都錯誤發音成「ㄐㄩㄣˋ」，但是鄭有傑與勒嘎．舒米兩位導演在電影細節中處處暗藏玄機，使得一個簡單的故事劇本，有了不同層次的情感溫度，不僅層層以淡筆堆疊電影結尾的情感張力，更因為平實的敘事，使得情感衝擊的結尾戲不會過於矯情與油膩，電影佐以舒米恩動人的配樂音符，反而讓電影中傳達的情感，在觀眾的內心結出一顆又一顆的金黃結晶，在鏡頭的照耀下更顯得燦爛，如同冉冉上升的煙火，在最高處留下最美麗又令人難忘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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