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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都非常人，他們的言行舉止都不宜以常人視之，黑紗下有多少心思在翻滾？那些臆測與論述，正是《第一夫人的秘密》最犀利的地方。

所有的回憶都是碎裂的，都是片段的。

智利導演Pablo Larraín或許基於如此認知，才會要求作曲家Mica Levi創作一段乍聽之下尾音有些走調，有些失控的旋律，一開場就來替《第一夫人的秘密》打地椿，確立故事基調。

甘迺迪總統是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Life雜誌則是在1963年12月6日刊出了甘迺迪夫人賈桂琳（Natalie Portman飾演）的獨家專訪，屍骨未寒，未亡人在不到兩個星期內就急著為這起歷史事件下結論，她的心頭究竟在想些什麼？

賈桂琳的盤算就是《第一夫人的秘密》試圖重建與還原的核心。事件後，山河變色的賈桂琳還能要些什麼？不能做主的，是天命，能做主的是本色，天命與本色之間的拔河，就凸顯了賈桂琳的立體浮雕。



先談不能要的。那天，走下總統專機，踏上達拉斯時，她還是呼風喚雨的美國第一夫人；那天，再從達拉斯走上總統專機時，她只能見證副總統詹森在大法官的監視下接位，是的，一下一上之間，她也不再是美國第一夫人，頂多只是「前」第一夫人。她失去了先生，也失去了頭銜，榮華富貴剎那間全從指縫間溜走了。

這一切，她無能拒絕，只能承受。包括那種無可言喻的失落。相對之下，她能做的，就是她想留住的：一種形象、一份記憶、一個傳奇。



她把獨家專訪留給Life雜誌，條件是她有最終審稿與改稿權。這何其霸道，何其逾越，卻讓大家看見了她的控制欲，失去江山的她，此刻只能要一個版本，一個她說了算的版本，誰教她是當事人、目擊者又是受害者？這位專訪記者Theodore White當時究竟問到了什麼敏感問題？賈桂琳又做了什麼回答？後人無法想見，只能從最後刊印的文章去想像，這正說明了為什麼電影中的這位記者既無名又無姓，連媒體的名字都沒見光，導演Pablo Larraín並不想被已經發生的「賈桂琳版本」給綑綁住，不讓觀眾從文字中對號入座，他才有「導演版本」的論述空間。

專訪文章有三大核心：首先，她在現場看見了什麼？又做了什麼？其次，她對事件的感想是什麼？第三，如何替甘迺迪王朝蓋棺論定？



第一點，導演Pablo Larraín拆成了好多段落來重新結構（包括記者採訪時的對話場域都換了快十個位置），一點一滴的閃回，既指出了重建現場的艱難（手足無措的人要如何撿拾受驚嚇的片段），也點出了選擇性的論述（包括順序先後）會如何導引聆聽者的認知，這種拼圖結構，極耐人回味。

第二點，賈桂琳特別感謝詹森總統的慷慨與仁慈。這是真心？還是假意？還是意有所指的暗示？所有的問號，都提供了創作者借題發揮的切入角度。



第三點，甘迺迪就寢前常會放音樂劇《Camelot》的唱片，聆聽曾經帶領圓桌武士打造出甘美洛王朝的風雲際會，賈桂琳釋放的「閨秘」，誰會懷疑，因此成就了一椿神話重建工程，她強調夫婿從小就博覽群書，才能出口成章，引經據典，在位雖短，締造的黃金盛世，卻可以直追甘美洛王朝的亞瑟王。

除此之外，詹森夫人曾經勸她脫下沾血禮服，但賈桂琳拒絕了。為什麼？有血在身，意請變生肘腋，只想救夫，無暇自顧，受害之情豈不更引同情？導演Pablo Larraín只以她用紅血洗面的意像補足了這些臆想，確有機關算盡的功力。



賈桂琳曾經斥巨資重建白宮，她導覽的白宮影片還曾獲艾美獎，如今換了新主人，眼看著詹森夫人已經在找設計師換壁紙，改裝潢時，她不會有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感歎嗎？形勢比人強，她不能抗爭，更不能小鼻子小眼睛（否則會輸得更難看），她還能做的無非就是堅持國葬上，她要步行送夫君最後一程，她也不惜讓年幼子女在全球媒體前亮相，孤兒寡母的弱者形象，不也是她唯一能守住的最後城池嗎？

《第一夫人的秘密》不是傳記電影，更不是尋找真相的電影，徹頭徹尾，它只是一部政治電影，道盡人心幽微的政治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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