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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楊德昌與杜篤之

「楊德昌的電影是每個地方都精準的控制住（under control），然後再來演，看似真的，其實都是控制住的。」認識楊德昌二十七年的杜篤之，對楊導知之甚深，從《光陰的故事》、《海灘的一天》、《青梅 竹馬》、《恐怖份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到《獨立時代》、《一一》一路走來，舉凡楊德昌的電影，錄音一定由杜篤之擔綱，就在為臺灣電影的 聲音創作屢建新里程碑，就在為電影聲效水準拚出一片天、拚上國際影壇的同時，兩人也結下一輩子的交情。

杜篤之說：「楊德昌是影響我最深的兩個人之一，另一位是侯孝賢導演。」

新舊夾縫中茁壯的幼苗

楊德昌與杜篤之是拍《一九○五年的冬天》時認識的，該片由余為政執導，楊德昌編劇。之前小杜早就聽余為政及余為彥說起過楊德昌，一見面，才發現，「哇，這小子原來這麼高大！」

《一九○五年的冬天》杜篤之首次正式擔任音效師，可以自己作主設計音效，這一趟他是做出來了。小杜對聲音的觀點，新導演亦有同感，新導演知道他喜歡弄些不 同的東西，不喜歡用老方法，新導演也想創新，經常私下找他幫忙，小杜很受鼓舞，每天生活都很豐富，做什麼事都很滿足，兩人從《光陰的故事》起開始合作。 「我們做了不少新嘗試，那個年代電影都是事後配音，拍《光陰》時，我們捨配音員，啟用非配音員，結果被批評得一無是處，配音員們說︰『你怎麼錄成這副德 性？講話咬字不清、國語發音不準……』」全都衝著杜篤之而來。

在錄音的專業領域裡，杜篤之顛覆以往配音觀念之舉，導致他開始頻遭抵制，也開始面對一個新舊交替的陣痛階段；而外在的大環境裡，一番驚天動地的變革也正蓄勢待發。不只電影，還有臺灣。

當時小杜正在中影上班，因此啥事也得做。就在忙新電影、實驗音效新做法的同時，他還為「國民大會」、「世界反共聯盟」等會議錄音。「有次反共聯盟主席谷正 綱在台上宣讀大會宣言，當時文稿都是擁護三民主義、推翻共產主義之類的話。老先生眼睛一花，跳行了，脫口而出，我們擁護共產主義！好在台下沒人聽，大家都 在夢周公；老外反正也聽不懂；翻譯也沒亦步亦趨的口譯，因為都有稿子，全是照稿翻。我當時就坐在主席台旁邊錄谷正綱的講演，貴賓席上都是來自各國的國會議 員，裡面有個法國議員猛盯著我瞧，我發現後也瞪了回去。」

一如他回瞪眼神裡的無畏、好奇，在那個荒謬的年代裡，新機已然萌芽。

《海灘的一天》起追求「聲音擬真」

入行以來，杜篤之不斷學習、鑽研，多年累積，對於音效已有些自己的想法與做法，卻苦無機會實現。此時經由楊德昌一帶，就在「腦力激蕩、多方討論、動手實 踐、檢驗成果」四階段的持續磨練下，思緒頓開，新意泉湧而出。在「聲音擬真」的領域裡，他終於可以知行合一，探索「意念」與「執行」的零距離。

杜篤之說：「楊德昌曾經拿塔可夫斯基的（Andrei Tarkovsky）的電影給我看，他的片子都是事後配音，配得真好，當時心裡就以此為追求對象。」

「他點頭，我就像打了一劑強心針」

那時候每實驗出一個新東西，杜篤之一定請兩位導演過目，一是楊德昌、一是張毅，尤其是楊德昌，「這方面楊德昌帶得滿不錯的，在技術新知上，他影響我很大。 我剛開始嘗試新東西時，他就告訴我，這個對，這個很猛、很棒。他那麼嚴格，知道的又多，我又在乎他，他說好，我就很放心；他點頭，我就像打了一劑強心針， 繼續努力，再做更多的東西（語氣十分興奮）。有時他會告訴我，這個細節不夠或空間感不像。我便去想，要怎麼做才像？真是攪盡腦汁。」

《海灘的一天》之前，兩人只合作過《光陰的故事》，對於音效的變革，想法還很初步，許多東西尚未成熟。拍攝《海灘》時，楊德昌帶著小杜開始實驗各種新做 法，「當時改革的動力十分強勁，每一部的差異都很明顯。譬如《海灘》張艾嘉配音時，我們要求連『吞口水、張嘴、呼吸聲……』等一些細微的動作都要配出聲音 來。是從《海灘》開始，我才懂得這麼要求，也因為大家都願意配合；其實這個對演員來說是很困難的，以前配音，演員只要講對白即可，現在她還要多做一些嘴巴 的動作，譬如真正去吞咽口水……那時候只要效果可以更好、聽起來更真實，大家都樂於嘗試，包括張艾嘉也願意做。而且我們一看，這個效果還真是好。」

片中張艾嘉的家是棟日式房屋，許多室內戲都是踩在地板上演出。以前要做日式地板的音效，都是弄塊桌板放在地上，人走在上面做效果。「《海灘》進行後置錄音 時，我們找來中影搭景的木工師傅，完全按照日式地板材質，做了一方約五、六坪大小的地板，我們就在上面錄走路、跑步的聲音，連踩在舊地板上咿咿壓壓的聲音都有。這塊地板後來沿用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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