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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耕耘紀錄片，並曾以《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贏得金馬獎的曾文珍導演，今年推出真情力作—以居服員為敘事主軸的《長情的告白》。




接下這個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與穀得電影的拍攝案，曾文珍下足了苦功，了解台灣居服員現況，「之於42萬的居家照顧需求人口，卻只有七千位的居家服務員，比例實在太低。加上國內法規措施，離完善還有一段距離。」曾文珍坦言，將近兩年的製作時間，對紀錄片來說，並不算長，「正因為它有一個迫切性，我們希望觀眾儘快看到國內的需求，老人家是不能等的。」的確，一般民眾對這個工作的說法或執行細節並不清楚，甚至對它缺乏一種迫切性的認可。民眾很容易就以一個「幫忙煮菜、清掃的阿姨」的字句來概括居服員的工作內容，對居服員與其職責的專業性，並不公平。




　


比起《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聚焦受政治迫害的庶民，《長情的告白》一次鋪出眾多人物軸線，曾文珍試以爬梳他們的心路歷程，尋找一些可以被放大的細節，可以是鄰居、可以是家人，透過這些交錯的人際關係，碰撞出人性的光芒，畢竟，健全制度的養成，也仰賴同理心的養成。所以，拍攝這部片，在多為一對一的共處空間裡，抓取人性的溫度，並不如外界想像容易，「比方拍到洗澡，當你要拍攝到私密部分，必須跟對方反覆溝通，取得對方同意、諒解，紀錄片就是要在詳實與情理之間取得平衡。」







過程中，當然也難免遇到挫敗，比方她面對一位癱瘓在床的小弟弟—看著一個動彈不得、卻渴望飛翔的年輕靈魂，曾文珍坦承自己很難過，不知該怎麼跟他對話，心中有著無限疼惜跟憐憫。「我一直覺得，他們願意把自己的故事攤展在大銀幕前，便是一件很勇敢的事。」
其中，師範畢業的佩樺，選擇棄教職，投身居服行列，正是基於一種「被需要」的踏實感，同樣，這種踏實感，似乎也隨著拍攝過程，逐漸移植到曾文珍身上，轉化為一股使命。她認為本片正應該具備這種既溫暖人心，又引領大眾正視人口結構隱憂的功能。







《長情的告白》上映版本七十幾分鐘，以院線片來說並不算長，曾文珍解釋：「我們當初的共識是片長抓八十分鐘左右，因為再多貧病段落，堆累出視覺壓力，都不如溫摯一瞬的乍現，來得有力量—所以片子不傾向太拖，情感滲透到觀眾心底最重要。」所以這次，曾文珍決定褪去形式，將創作者角色適度隱藏來，以一個溫暖、純粹的視角，去理解他們的尊嚴。







「與其堆積繁複的工法，不如讓觀眾感受到你的態度，那更重要，我相信，透過這些人與人之間溫度的流遞，影像本身便具備被閱讀的條件，只要能感動人，絕對能達到溝通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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