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一條河:作者的身影
紀錄片永遠要面對的挑戰就在:作品究竟有多客觀?呈現了多少真實?一旦面對了攝影機,一旦知道自己成為別人拍攝的標的時,你還是原來的你嗎?
承認吧,這個世界上沒有完全客觀這件事。選擇一個題材,說一個故事,動心起念之始,就已有了主觀情感。
承認吧,知道有人用攝影機在拍攝,你的行為舉止就不復原本那般無牽無掛。
承認吧,一段側錄影帶,透過不同的嘴來解讀,就會產生不同的意義。
承認吧,一旦面對採訪的筆,或者攝影機,你我的價值判斷就起了微妙的變化。事件有時龐大,記錄者只能尾隨?記錄者有時張狂,反而導引了事件,其間的界線分別在那裡?誰能有標準答案?
記錄片要先紀錄實況,其次則是詮釋這個實況,記錄就有觀點,詮釋更有觀點,刻意迴避觀點是自律?還是做作?很難遽論。不迴避作者立場,坦白暴露作者的位置,紀錄的事件會更接近真實?還是更接近導引出來的結果?同樣,很難遽斷。
楊力州的紀錄片《拔一條河》選擇了不迴避的直接書寫手法,攝影機在那裡,他就在那裡,攝影機面對的是人與事件,但是攝影機後的他不但直接提問,逼問他想要的答案;更會鏡頭一偏,歪向一旁拍下禁不住美食誘惑,已然快樂嘗鮮的燈光助理;更艱難的挑戰則在於他們要參與一件原本不在生命劇本中的事件。
與其扭扭捏捏,故示中立,不如坦然面對紀錄片的拍攝觀點,讓創作者的觀察與訊息都能精準呈現,相信正是楊力州拍攝《拔一條河》時就已清楚執行的態度,他不會卡掉自己的問題,只剪用受訪者的回應,隨意拼貼接黏,導演不時提問,受訪者逐一回應,不同層次的聲音效果(有的面對麥克風,有的背對)反應了拍攝現場實況,也少了斷章取義的剪裁爭議。
《拔一條河》片中的一大笑點就是甲仙孩子分不清「馬英九」與「119」的差別,但是觀眾在大笑之餘,或許會更好奇:楊力州何以要在此時問到小朋友,馬英九有沒有幫助這些外籍媽媽的家庭?他保留這段畫面是為了觀賞效果?還是滲透進他的政治評論?
因為出動了攝影機,因為認真關切被攝者的生命故事,原本不確定自己生命重量的受訪者,發現自己的小故事小人生,竟然有了他人想要拍成電影的價值,是否因此就更添了信心?原本隨意去做的事,在攝影機的跟隨下,是否突然就變得沈重了些(不論是質感或壓力)?
《拔一條河》最不凡的情節在於那些原本只屬於社會邊緣的外籍配偶(甲仙已是台灣一隅偏鄉,她們豈不更是偏鄉的邊緣人),她們的聲音曾有多少人願意駐足聆聽?她們的心緒又有多少人關切?她們當然不甘心只做生產工具(不論是血緣傳宗或者家務勞動),但在攝影機的尾隨下,在一次又一次的跟拍下,她們逐步解放了自己,開啟了心靈,更加輕鬆自在地面對攝影機,那是更加自然?還是有意無意之間成了另類的表演?但是真實人生中,面對陌生人原本就拘謹,熟稔了就會放鬆,就會自在,拍攝者與被拍者的互信與互動,不都是這樣建立出來的嗎?
不過,《拔一條河》刻意為這群外籍新娘設計了一場特別的婚紗記。五位當初匆匆嫁來台灣,不曾披過白紗,未曾享受白紗的美麗期約,只能在心中編織想像的五位外籍新娘,就在地方有心人的贊助與規畫下,進行了一場生命劇本外的婚紗之旅,有伴的,補足了空白;沒伴的,則在生活中履行了自己的夢。這是一場非常動人的戲劇高潮,但是紀錄片團隊,究竟純粹只是紀錄者?還是推波者?或是知情者?或是參與者?
當淚水在我們的眼眶中打轉時,紀錄片導演的位置,是否也跟著模糊了?
作者:藍祖蔚
【藍色電影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