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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部像是傳記片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卻沒有淪為流水帳似的資料彙編，反倒是給我們展現了導演許鞍華以及女人許鞍華相互拉鋸的戲劇性面向。許鞍華將青春囑咐給工作，賣力的以最專業的一面拍好每部片，我們跟隨著七十餘歲的許鞍華穿梭在香港城市，這是她的生活，也是她的工作，香港是她的靈感來源，也是她的故鄉。

《好好拍電影》劇照

談論起故鄉，她說故鄉是個奇怪的概念，當人們講到故鄉時總是已經不在故鄉的狀態，所以紀錄片開頭，她說，如果這樣說起，自己的故鄉是山東，父親那邊是從山東來的。

當然這只是虛晃一筆，因為整部紀錄片你都不會看到她談到山東，電影記錄的是她談到的、在香港的生活，包括她那作為日本人的母親，包括她受欺侮且未有愛情的港大生涯，以及出國念書回香港後幸運的做了胡金銓的副導，拍片是她的熱情所在，她對拍片極有野心。

「我那時常常會想，柏格曼在我這歲數都已經拍三部片了」

「我年輕時一直覺得拍片就是要用盡全力，拍到嘔血而死。」

許鞍華就是這樣質樸的工作狂，她在片中自嘲自己不懂計算成本與收益，總是用一股傻勁一部接著一部拍，而不只處女作《瘋劫》獲得好評，其後《撞到正》、《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都讓她名利雙收，並讓她的同年齡的影人仰望她。

「談一下你拍的第一部電影」

「還有什麼好談，還不就很成功嗎？」

許鞍華總是充滿自信，精力充沛且不拘小節，她習慣以生活在香港的自己為中心向外投射生命經驗並佐以史實考證的創作流程，所以她喜歡從社會案件發想故事，因為哪裡有案件，哪裡就有問題，所以才有了《越南三部曲》；她喜歡的文學如張愛玲的小說亦是社會現狀與歷史背景成分相當強的作品，所以就有了後來讓她跌一跤的《傾城之戀》。

對她來說，這一跌，就跌了十年，跌宕的像個遊魂，直到《女人四十》。

《好好拍電影》劇照

許鞍華的心境隨著年齡不斷變化，她逐漸接受拍片生涯這樣的跌宕，這是她的改變，但在她身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她的不變，例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談論香港人抗議活動的《千言萬語(1999)》，又或者是用劉德華的臉希望騙商業片觀眾進場的《極道追蹤》。我們聽著她還有她的親朋好友談著她人生的成敗，貴為大導演卻仍然時常缺錢拍片，所以她才不得不隨勢去中國取景拍片，更多的是為了要資金，而這從《書劍恩仇錄》就已經埋下了先例。

但其實許鞍華如她自己所言，是一個習慣在拍片方式上變通（她甚至會為此罵不知變通的工作人員），而且「給她更多錢就不知道怎麼拍」的導演，她總是「把每一部片當做最後一部片拍」，因為不知道下一部還有沒有得拍；她身上總有一種分裂的反差，生性陽光樂觀，卻喜歡拍些陰鬱殘酷的社會面向，一方面希望取得商業方面的成功，另一方面卻不希望用商業的方式來拍片。

她從學生時期就性格火爆，念書時夥伴要她按夥伴的方式剪片，她就舉起機器追著對方跑要砸對方腦袋，到了胡金銓的辦公室開始學拍片時，也時常不通人情的有自己的堅持，她說自己什麼都不懂，不過是念過兩年書，剛開始工作的每個晚上都在哭，因為念過兩年書的她總是不服書。

「年輕嘛，當時人家看你小，哭還是挺有用的哈哈。」

許鞍華不像所謂的「女漢子」即便已經具有地位，而且在片場呼風喚雨，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她少女心的一面，對於戀愛與家庭的缺失，她似乎並未如她口頭上的毫不在意，特別是電影後面她與張艾嘉閒聊她總覺得她這輩子跳的舞、喝的酒太少了時，也隱隱對應著前頭在港大「沒人約跳舞」的她，她說自己有機會也想整容，覺得自己的鼻子太大、臉頰兩條溝太深。其實愛美是人的天性，但在紀錄片導演文念中的編排下，這似乎不只是美的問題而也是呈現一種對青春的懷念，所以我們也看到了許鞍華人生的遺憾，她說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是電影，情人是文學，這樣看來聲稱與情人分手而「能鬆一口氣專心拍電影」的她對電影可以說是忠貞不二的，但隨著年齡增長，有時逝去的青春也會召喚著她，所以就有了《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對愛情百般渴望以致盲目的姨媽，小說是人家的，但電影卻是許鞍華的。

《好好拍電影》劇照

當青春消逝時，便變得更加誘惑，如同當故鄉消逝時，便變得更加清明。

對於香港電影消亡，且與中國合拍成為常態，許鞍華明顯是有些焦慮的，她說到現在人們討厭全球化，要強調自己的本土文化，但什麼是本土的呢？香港那些殖民建築不是嗎？毫無疑問自小閱讀中國經典的她創作養分與中國脫不了關係，然而就像香港這個曾經四通八達且作為中西文化匯合處的地方，她身上也有許多很不「中國」的特點，例如那些專屬於香港人的叛逆與豪邁。她說以前都靠工作迴避「身分認同」的問題，但她現在逃不了了，她沒有說的是曾幾何時，在官方觀點，香港人的「本土」早已不被認定為香港，人們要拍的是大旋律、大民族的電影，對中國而言，香港只是地方，而香港的地方性則可能會成為兩地不合的禍因。

所以就有了講香港抗日的電影《明月幾時有》，當然你也能在其中看到許鞍華自己的手筆，自己的堅持。

「等會可不可以請導演給我們說些這二十年來香港回歸的好處，比如更容易取得拍片資金，又或者是有大山大水可以取景呢？」

當我看到許鞍華前往中國宣傳《明月幾時有》，因為行程緊湊，且記者問題重複所以覺得很煩，也不願隨當地官方政策安排「對香港回歸二十週年」表以祝福、「說些回歸的好處」時，我想觀眾也能幽微的察覺到她的不滿與疲憊，與中國豪華的排場以及精緻的場地還有人山人海的宣傳會形成反比的，是在天台獨自抽煙的許鞍華。

「你問戲，我一定都回答，但如果你要我說些祝福的話我不幹。」

除了拍片時的爭執外，片中你少數可以看到許鞍華面露慍色的戲就是這一段，其他時候她都像個彌勒佛，能夠笑看一切；獨自照顧行動緩慢的老母親的一連串繁複動作中，也絲毫看不到她的不耐煩，而這裡也可以很明顯對應到紀錄片前頭許鞍華說自己小時候不知道母親是日本人，結果一窩蜂跟著父親還有社會高唱反日口號，直到大時才驚覺當年母親是多麼的孤獨，被孤立在一個說日本腔粵語會被笑，也聽不太懂別人說的話的異鄉，而這也是《客途秋恨》的來由。許鞍華總是用電影去轉化自己的生命經驗，而這個生命經驗總在社會與歷史之中，如同許鞍華從小的學習習慣，她喜歡看著課本上的知識，思考這套東西到底如何在生活裡運行，並讓被提問的老師頭痛欲裂。

紀錄片最後，許鞍華從中國回到香港，香港的大樓飄揚著中國的符號，五光十色，大鳴大放的慶祝著二十週年回歸，結束在中國疲憊的新片宣傳之旅後，她有感而發的說自己以前總說是為錢拍片，希望更多觀眾看到她的電影，但曾說要拍到７５歲的她，現在說人生的餘力要奉獻在培養香港影人和香港電影上，如同愛讀文學的她始終都覺得自己不能編劇而委託外人，她對自己身體也一直有所把握，在盡心盡力的同時也清楚自己的極限。

或許到這個時候她才開始體會到故鄉的滋味，就在她意識到香港電影還有香港消亡，變成另一個異鄉後。

觀看《好好拍電影》，你能夠在其中感受到許鞍華這個「介於神與狗之間」（朋友語）的導演的韌性與任性，可以感受到《春秋》似的微言大義與話外之音，其實生活裡本有政治，但只有當政治恐懼了生活，才會認為電影人拍的處處都是政治。對許鞍華而言這一路走來電影都是她觀看生活的媒介，她是全香港走最多路的導演，她每天走路時都在取景，每天都看著這個她所熟悉的地方，一點一滴的變成異鄉，而她能做的事，只有好好拍電影，好好拍下香港最後一點一滴的人與事，如同她曾用攝影機記錄下不久就要被拆的廢屋，故鄉孕育出了她的電影，而她的電影則將保存她的故鄉，在香港連魂都不剩的消亡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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