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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未曾接觸過瑞典導演魯本奧斯倫(Ruben Östlund)的作品，也不熟悉這位導演，因此在他的《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驚喜勇奪坎城最大獎金棕櫚時，那次他上台像孩子般興奮狂喜的模樣，很難不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抓狂美術館》這部長達2小時30分的影片也正如導演給予人的印象同樣深刻，而它更多了一分直視社會中無形瀰漫的、叫人坐立難安又焦慮難耐的道德兩難處境。魯本奧斯倫奉上精巧羅織的各種在社會上可能面臨的尷尬時刻，使克萊斯邦飾演的劇中主角克里斯欽，連環碰上兩難，如大街上聽聞有人喊救命，三番兩次想繼續向前走，但又有股無形力量逼你回頭，無形告訴你要伸出援手幫助求救者；也如同大街上不斷吶喊著簽名，請路人關注某議題救人一命的行動，你會掙扎要停下來，或是繼續走；亦或地鐵旁散落行乞的街友，你眼睛一定不會忽視，但身體會表現忽視的姿態。

魯本奧斯倫對上述情境都刻意以緩慢而優美的鏡頭，捕捉這些人的一舉一動，觀者很快地被導演收納入電影的情境之中，他的影像有意讓人浮現熟悉的道德批判，你會很快告訴自己，那樣的處境中「我該怎麼做」，而那些該怎麼做的背後，你可能沒推敲、沒想過──為什麼我要這麼做？因為好多怎麼做的另一面，事實上相當違背人性。這似乎也是瑞典導演魯本奧斯倫在《抓狂美術館》後半部一場堪比《顛父人生》還要怪誕、驚異眾人的猩猩藝術表演裡，彷彿藉由美術館的場域、美術館無形的尊重藝術的潛規則，詢問社會大眾究竟能對猩猩表演的荒誕、肆虐，能容忍到什麼地步？

坎城評審團主席阿莫多瓦稱讚魯本奧斯倫的《抓狂美術館》，是一部看見政治正確的獨裁性(The film looks at the dictatorship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而我們也需要感謝阿莫多瓦提供的言論所帶來的精確剖析，否則我不認為，我們能抓取到《抓狂美術館》影像中的自我指涉(self reflexivity)：從電影思電影，導演藉電影喚起觀眾的道德焦慮，在被焦慮攫取中，事實上提問的，是觀眾為什麼會處在這樣被制約的焦慮中？如其中一幕的美術館演講，台上女性主持人被妥瑞氏症的聽眾頻頻打擾，女主持人顯然被那些汙辱性字眼挑起情緒，一陣尷尬中，她雖知道對方是不自主的，但也只能假裝自己沒有被干擾，讓尷尬過去。魯本奧斯倫提問了這些焦慮情境，詢問我們是否都被制約了？我們都知道了該怎麼做，但我們真的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顯然女主持人沒有與妥瑞氏症朋友相處的經驗，而她的侷促不安是能被理解的。不然，對許多人來說，《抓狂美術館》就只是一部批判知識分子、社會階級，戳破假象的得獎片，而如果只以此層面來看，《抓狂美術館》就會顯得偽善，它的批判即便在表現手法上充滿新意和創意，內容上也會看起來乏善可陳，跟喜愛擷取知識然後一昧毫無道理地批判言論，站在道德制高點、恣意大放厥詞，說這個可以做、那個不能做的人，顯然沒什麼不同。


無論如何，觀看《抓狂美術館》應該很難不被導演惹毛。魯本奧斯倫的影像何等激進，連續的編排下，你逃過上一個，但總有下一個點會激怒到你。前面你可能還隨著他的諷刺笑開懷，後面突然一個點就刺到了你身上。你很難招架，因為我們從最初就陷入了他佈局的自我指涉文本，而令人挫敗的，是他的電影裡第一層的訊息外又有另一層相反而衝突的訊息包含其中，以致電影的反思路徑十分隱晦，我們被刺得精疲力盡，還得倚賴阿莫多瓦、得倚賴金棕櫚獎，作為一種挖掘電影藝術性的明燈，去疏離自己與《抓狂美術館》的距離，然後去重思魯本奧斯倫或許想藉影片的一些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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