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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精瘦、皮膚黝黑的阿強爬著三、四層樓高的水塔，一階一階往上爬，馬來西亞如今缺水，一般平/貧宅等不到供水的水車，阿強為了找日常用水，帶幼小的妹妹四處提著空瓶想辦法偷水。《分貝人生》電影最初畫面是開門見山的破題──資源(水)安置在最頂層，為了生存你得突破逆境向上的爬，爬到最上層。主角阿強為日常生活找水的場景，攝影機的運動緩緩從底部向上仰，從內部望著高聳水塔的水泥鋼筋結構，望著阿強的身影從底沿著階梯爬到最高的儲水處，阿強得爬到頂層才能找水，而電影最初尋水的影像，這個開頭貫穿了全片。

《分貝人生》是導演陳勝吉的第一部電影長片，電影的企畫在2014年金馬得到創投百萬首獎，劇本由陳勝吉導演與梁秀紅一同編寫。故事的構想來自電影的監製王禮麟，靈感則是來自村上春樹最熱愛的美國作家瑞佛卡蒙的一則短篇──〈一件很小、很美的事〉（A Small, Good Thing），描述母親替準備生日的8歲男孩訂了他最愛的巧克力蛋糕，男孩卻在幾天後的上學途中車禍進了醫院，不知情的父親在醫院和家裡來回折騰，不斷接到蛋糕店催促的電話，以為是惡作劇。直到醫院的男孩病情惡化過世，失去孩子的父母倆人想到蛋糕師傅，對師傅遷怒，到了蛋糕店，師傅見他們都餓著肚子，反而端著新鮮的麵包給他們吃，說吃是一件很小、很美的事。父母因為麵包太好吃而停不下，一直吃著師傅給的麵包。


在《分貝人生》之中，阿強替朋友偷車把風，「工作結束」跟朋友吃著宵夜，想到替妹妹過生日。妹妹也是在蛋糕店選了一份巧克力蛋糕，卻也在回程途中、阿強跟妹妹遇上了車禍。阿強的角色像瑞佛卡蒙短篇〈一件很小、很美的事〉裡的父母，阿強的友人以及其他底層出手相助的人，則像能同理阿強處境的蛋糕師傅，在艱辛的底層生活與無盡的悲傷中，透露出一些溫馨人情。

而人情的另一頭，則是馬來西亞根本的社會結構，彷彿三、四樓的水塔，僵化而乾枯。在突顯制度的綁手綁腳，《分貝人生》運用了許多近似義大利新寫實經典導演迪西嘉( Vittorio De Sica)《單車失竊記》的架構與手法，都從尋水/尋錢，到妹妹在醫院無法出來/工作的腳踏車失竊，遊走街道，警方、醫院任何一處單位都無法給予協助，主角在尋回遺失的路上總是不得其門而入，甚至兩部作品在後半戲劇性的轉折，被動、主動的置換，以及片尾的一場大雨，都給予觀眾醍醐灌頂之感，留下親情情感的相互扶持，各自遙相呼應與映照。


電影的劇本在找妹妹出生證明、籌錢、砸車的多處編排，合理之中也帶著底層的人生視角，每個編排都繫起最初水塔尋水的表達，種種倒楣的事件不禁令人嘆息，阿強的出生宛如是因也是果，如果有讀書、有錢、有人脈、有個不一樣的母親，他還會作出那些衝動的選擇？去砸車、闖醫院、生悶氣、聽朋友的建議去偽造出生證明？如戲中阿強母親一氣總是稱阿強「衰仔」，彷彿阿強的生讓他注定遇不上好事。如果有「知識」或許命運會變不一樣，但阿強的母親跟別人的母親都不同，家裡只要出事，母親什麼主意與幫助都給不了，隔壁鄰居也只會說風涼話、嚼舌根，胡亂給意見，一開口便勸阿強別給有精神疾病的母親吃西藥，改吃「中藥」。而這些底層的無奈與《分貝人生》對人物的處處留白恰巧也形成「知識」缺乏與知識總是缺席的呼應──妹妹出生的曖昧、母親過去的男人、母親的病，都成了無法說也不知道該如何說的留白。


飾演阿強的陳澤耀詮釋底層青年的無力與憤怒轉換得十分自然，張艾嘉飾演的阿強母親，在精神疾病的幻聽囈語中，在病人與母親角色變換間也拿捏動人，原先張艾嘉一出場，放在馬來西牙底層的生活中，令人擔心她格格不入，難免叫人出戲，但張艾嘉厲害就在她戲演到成精，過程中觀眾不會懷疑她是不屬於那個地方或那個狀態的人，但可惜角色設定上的先天限制，讓她即便再揣摩傳神，還是比不上一旁的陳澤耀散發的自然。

作為新銳導演的陳勝吉，第一部作品表現已十分出色，電影樸實動人，將底層人物試圖力爭上游與馬來西亞社會結構的現實結合，娓娓道出底層到處受限的心境。最可貴的是，陳勝吉讓觀眾打從心底曉得當阿強遇上醫院要求排隊、需要出生證明，以及不願報警時，當觀眾覺得阿強可以做出別的行動與選擇時，反而能理解到阿強竟然悲哀的只能受限做出他唯一知道的選擇，一如劇中阿強在公車上向母親說的氣話，貧窮人生的二選一不是「跳下去，不然就是繼續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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