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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劇情介紹與情節描繪，可能會影響觀影樂趣

　　從《贖罪》（Atonement）到《最黑暗的時刻》（Darkest Hour），英國導演 Joe Wright 再將視角望向二戰英國，從紛亂的戰時背景透視強人心智，並讓 Gary Oldman 發揮出具渲染力而震撼人心的表演。電影的故事時點，發生在英國首相張伯倫卸任之後，大英帝國以至於整個西方歐洲的命運都握在新任首相溫斯頓邱吉爾手上，他必須決定應依循黨派的意志向希特勒求和，或是追尋自己的信念，在全然無望的局面選擇背水一戰。

　　黑暗的時刻，燈火的一明一滅讓電影閃爍出山雨欲來的危機感。在黑暗的空間中突發一道燈火，提醒觀眾空間的明暗，《最黑暗的時刻》的光影布局因而表現出迷人的變化，不論是邱吉爾神色自若地在黑暗臥室中，以火柴點燃雪茄；或是當戰局變化詭譎，蒼老而肅穆地獨身在黑暗的空間中愁思。並非總是光亮的設計，讓戰時背景閃爍出形式上的美感：先是有黑暗，觀眾才能意識到光亮存在的時機。

　　比起戰事背景與時代氛圍，《最黑暗的時刻》更像是一個人物故事。身為主角的邱吉爾是整部電影的核心，主視角鮮少離開這個人物身上，而整場戰事聚焦在邱吉爾甫上任的風風雨雨，更點出電影的焦點所在。在故事中，真正吸引人的部分是空間感如何表現出人物的心理狀態：國會議場做為一個關鍵的地點，不只代表政治風暴的發生位置，更是邱吉爾的心靈戰場。



　　電影開場，資料畫面結束，第一個場景是張伯倫受反對黨逼宮退位的國會議場，張伯倫與哈利法克斯的對視、邱吉爾的身不在場，喧鬧中可見權力移轉的曖昧因子。然而，隨著故事向前推進，觀眾可以知悉邱吉爾並非對權力無欲，事態正好相反，他與整個黨派對立的政治立場，讓他在整群為張伯倫幫腔吶喊的議員中顯得突兀。他的不在場，正好銜接上這個立場相反的位置。

　　《最黑暗的時刻》是一個信念的傳遞過程，在少數意見中，邱吉爾如何堅守這個信念，並試圖將其擴散到整個歐洲。電影的方向是明確的，他起先立場堅定、雄心萬丈，如同所有強人一般，準備好交給世人一個他們尚未擁有的信念。身為「少數」的邱吉爾，在戰情室的氣場逐步被削弱，他從起頭的不可一世，到戰情不利時的支吾其詞，緩步失去對空間的控制。

　　當挫折接踵而來，孤立時常發生，獨自一人在狹小房間中與盟友求援、孤身在廳堂思考解套做法。雪茄、烈酒，局勢越是對他不利，他能掌握的配件似乎也越來越少。以致當他構思說服外部內閣的講稿時，望向慘黑的天空，邱吉爾的身影在整個英國的危機底下顯得渺小無比：強人的心智不再壟罩整個國家，國家的陰影反過來吞噬了他。這是整部電影中，邱吉爾信心最低落的時間點。



　　電影的關鍵場設計相當有趣，當英王造訪，邱吉爾的形象已是一個無助的老人，而當他藉由英王支持重拾信心，隔天做出的第一個決定則十足浪漫：打開車門、走入地鐵站，與那些他從未謀面的民眾見面。從電影前段，邱吉爾在車上觀察群眾的卷軸鏡頭，到他在打開車門、走入地鐵站前的這個鏡頭，我們能看見的「邱吉爾視角」都是離群眾有著一門之隔的視野。

　　他為這群人奮戰、宣揚理念，但他與他們並沒有在同一個空間中。或也因為如此，當邱吉爾走進地鐵，與民眾交談，這個充滿浪漫情懷與野史色彩的場合象徵意義大於一切。在這個時間點，邱吉爾與一群立場與他相近的民眾交談，他從這群對象當中獲得了對自己信念的應證，他以往做出的每一個意味著風險與犧牲的戰略決策，似乎都獲得了最有力的背書。這個場合讓邱吉爾可以擺脫戰情室中被孤立的陰影：他在群眾的身邊找回自己對空間的掌握能力。



　　當邱吉爾帶著「群眾的意志」回到外部內閣、帶進戰情室、走進國會議場宣揚演講，電影已經進入一個毫無懸念、扶搖直上的坡度。隨著他重新擁抱自己的信念，敦克爾克救援行動的主力民船也隨之出海，《最黑暗的時刻》讓邱吉爾的心理狀態左右戰局，整個戰勢的發展都在政治強人的一念之間。

　　電影的最後一個場景，回到了國會議場，邱吉爾發表舉世聞名的演說，而呼應著電影第一個場景的「不在場」，整部電影演繹的過程對照出他如何將自身的意志緩步貫注整個英國。當他眼前的反對黨大呼支持、他的政敵受他的激昂氣場務清局勢、他身旁的人民也在他堅定的意志下感動莫名。邱吉爾在喧嘩中步出議場，整個議事殿堂為他的意念喝采，彷彿每個背景中吶喊的議員都是邱吉爾意志的一部分。

　　在這裡，《最黑暗的時刻》完成了一個領導者面臨的難題：他如何以勇氣與信心堅持自己的理念，並且帶動他底下的部下、人民隨之前進。這個題目並不讓人陌生，而藉由場景安排，他的心理狀態變化與擴散信念的勝利，都有了切合而完整的視覺表現。在明暗不定的詭譎戰情中，《最黑暗的時刻》提出一個對領導者而言最大程度的考驗，並且確實地讓他展現出脆弱與懷疑，隨著解套方案、對信念的重新掌握，領導者成功地站上高峰，在他心靈的戰場中戰勝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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