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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期間，納粹在丹麥海岸沿線埋下超過150萬枚地雷，德國戰敗後，丹麥政府派德軍戰俘拆除地雷，造成無數死傷；丹麥士官卡爾負責監督一批戰俘小隊拆除地雷，卡爾對德國人深惡痛絕，面對戰俘行事嚴厲毫不留情，然而他與年輕戰俘相處的時間越長，也越難將他們視為「敵人」，而是如你我無異的「正常人」.....。

《拆彈少年》的英文片名《Land of Mine》，一語雙關，既是「我的土地」也是「地雷區」之意，點出影片的主題：國家與地雷、他們(德軍戰俘)與我們(丹麥人民)；《拆彈少年》的特殊在其視角的轉換，大半二戰電影多以德國為加害者的角度敘事，《拆彈少年》翻轉這樣的關係，讓劇中的德軍俘虜成為受害者，遭受丹麥政府的不人道待遇；丹麥面對曾經侵略自己國家的戰俘是否要抱有同情？假如選擇同情德軍戰俘，那麼誰要來拆除海邊地雷？誰來賠償戰爭中死去親人的性命？《拆彈少年》的精采在於卡爾士官長對年輕戰俘態度的反覆，一會憎惡戰俘一會又同情戰俘，一會跟他們情同手足，一會又極盡能事地羞辱他們；卡爾士官長對戰俘的反覆情緒，訴說戰爭對「人」帶來的影響與傷害無法被輕易簡化。



「記住他們(德軍)做過什麼，他們不拆(地雷)我們就得做！」

剛看完《拆彈少年》時，我感到些許不滿足，總覺得電影沒有把卡爾士官長或憎惡德國人的農婦或性格殘暴無情的艾比士官背景故事交代清楚，使得影片提出的道德難題有些重重提起輕輕放下的感覺(好/壞二分)，我甚至在想，這個題材若交給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導演來拍，肯定不得了，保證讓觀眾看完電影後，定在座位上久久無法動彈；但我事後又想，也許卡爾士官長等人的背景故事沒有交代清楚(或刻意避開)，才是《拆彈少年》的優點。
《拆彈少年》向觀眾提出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果今天是德國贏得戰爭且併吞掉丹麥，那麼站在沙灘上拆除地雷的會是誰？」，這個問題壁壘分明，你們(納粹)做的惡事就要由你們的同胞償還的因果論；第二個問題是：「誰才是受害者？」，好人與壞人真能被簡單區分？身為加害者的德軍士兵，有沒有可能迫於無奈而不得不上戰場拼命？《拆彈少年》不提卡爾士官長也不提德軍戰俘的過往經歷，真正的意義在褪去國家/種族身分，讓觀眾看到「人」的共通性，人的仇恨、暴力、卑劣、哀傷，以及可能的人性的良善光輝(憐憫與同理心)；《拆彈少年》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是：「用同等暴力手段來回報他人施予我們的暴力，到底是正義或是墮落？」，戰爭期間與戰爭過後，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的界線會因為角色關係的翻轉而變得模糊，身而為人，我們該執著的或許不是「他們」對「我們」做了什麼，而是「我們」(人類)能否記取教訓，正視錯誤，並確保同樣的遺憾不再發生。

「妳在笑什麼？」卡爾士官長。
「讓我逮到一群德國人。」農婦。

《拆彈少年》是好看的電影，Martin Zandvliet導演將影片拍得舒緩有致，緊張時刻，呼吸感到有些急促(好怕地雷會突然爆炸)，溫馨時刻，也能讓觀眾內心感到平靜與祥和，很喜歡片中兩幕畫面，一是卡爾士官長與戰俘們一起踢足球的畫面，當存在彼此間的階級與國族界線被消除掉，人與人的相處原來可以這樣平和而美好(可惜這樣美好時光往往短暫)，一是原本聽到戰俘吃壞肚子會露出狡猾「笑容」的婦人，最後也因為女兒關係，學會放下仇恨轉而接納他們，訴說唯有彼此相助才能迎來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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