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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心中的差別待遇，以及自視甚高的種族思想，是納粹與猶太人、白種人與其他膚色族群，或是台灣不同民族間矛盾衝突的種子。戰爭發動的最根本原因，即是如此。

塑造二戰時期德國納粹的殘酷不仁，以及迫害猶太人的殘虐手段為題材的電影，近十年已逐漸遇到瓶頸，觀眾對這題材已再熟悉不過了，但是在戰爭結束之後發生的事情，觀眾卻相對感到陌生。


繼去年金馬影展播映過的《世紀審判秀》之後，義大利編導拉斯克勞曼（Lars Kraume），以《大審判家》訴說在《世紀審判秀》之前發生的故事，並將故事圍繞在總檢察長費里茲鮑爾博士（Fritz Bauer）的身上，並藉由這段捉拿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史事，對正義的雙面刃作用進行了嚴酷的批判。

Fritz Bauer曾是二戰時期流亡丹麥與瑞士的猶太人，二戰後他主要負責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 Concentration Camp）的案子，追查所有曾參與迫害猶太人的的德國高官，並給予相應的懲處，以安慰受難家屬的心靈，表面上看來這些納粹在二戰後受到審判似乎罪有應得，看過以奧斯維辛集中營為題材的電影，讓人同情起猶太人的處境之後，似乎更覺得德國官員理應受到報應的下場。

但從另一面來看其實只不過是德國納粹和猶太人之間，恩怨關係的因果倒置罷了，二戰結束後德國納粹反而成為受到迫害的對象，猶太人成為加害者，審判不過是個程序，不只是安慰亡者的在天之靈，懷有復仇的仇恨心才是驅使這起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恩怨事件不斷發生的主要原因，Fritz Bauer則成為屠殺納粹軍官的劊子手，和綽號是「納粹劊子手」的清洗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負責人Adolf Eichmann並無太大的差別，正義與邪惡的界線就此模糊，這是本片的層次之一。


Fritz Bauer身為德國總檢察長，但德國當局跟司法體系實際上並不支持Bauer將進行Adolf Eichmann的跨國逮捕行動，也因此他必須找上以色列當局，但是假如Bauer和以色列合作則無疑是叛國，更何況是要用完全不合法的綁架手段，編導Lars Kraume讓Bauer陷入兩難的道德抉擇，增添了電影的第二層層次。

電影片末以色列當局食言而肥，自行公開審判Adolf Eichmann，完全無視和Fritz Bauer談妥，要將他送回德國審判的諾言當作一回事，電影刻意留白的部分，其實正是對以色列當局決定對Adolf Eichmann進行族群報復的控訴，亦是電影的層次之三。


隆納德澤菲德（Ronald Zehrfeld）飾演的州檢察官卡爾安格曼（Karl Angermann），遭到設局而陷入為大局著想，還是背叛Bauer的抉擇困境，讓每個重要的角色都呈現出自己的弱點，也陷入道德兩難的抉擇漩渦，多層次的人性掙扎，讓更多的元素在電影裡互相旋轉、激盪與碰撞，也替電影增添了的張力及第四層層次。


不能忽略的是Bauer非常愛聽柴可夫斯基（Peter Lynch Tchaikovsky）的《悲愴交響曲》，該曲是Tchaikovsky於1893年夏季創作的絕筆之作，本來稱為《第六交響曲》，雖然「悲愴」之名是在弟弟的建議下更改後的定名，但Tchaikovsky卻說「悲愴」的標題是對所有人提出的，因此《悲愴交響曲》以慢板哀怨情緒作為樂章的終章，特地強調了這層憂傷的情緒，這種情緒不只是Tchaikovsky的人生寫照，更是全人類的共同情感。

而將《悲愴交響曲》放在《大審判家》中，其實正是本片編導Lars Kraume有心為不斷在錯誤中輪迴不止的人類歷史，記上哀悼的一筆，這一筆同時也是諷刺Bauer從被害者變為加害者，德國納粹則從加害者變成被害者的歷史宿命，或許在Lars Kraume的眼裡，無論是德國納粹或是猶太人，大概都不值得受到後人的同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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