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拿》以及其原著
每個月從民政部門領到一百元人民幣的補助。一百元人民幣,這是一個社會為了讓自己求得心理上的安穩所做出的一個象徵。它的意義不在幫助,而是讓自己理直氣壯地遺忘
電影《推拿》是2014年金馬獎的大贏家,一共入圍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新演員、最佳改編劇本等7項獎項,除了在最佳導演獎敗給《黃金時代》的許鞍華之外,本片總共奪得了6個獎,其中包含「最佳劇情片」這座大獎。
電影是一門「看」的藝術,所以如何讓觀眾可以體會「盲」的感覺,我想應該是導演婁燁的一大挑戰,何況導演還進一步的希望這是一部可以讓盲人「看」的電影。
在這部電影中,五個主角都是獨立且不典型化的面孔:成熟穩重但心思不定的王大夫與他忠誠貼心但又開放大膽的女友小孔、喜歡擺顯卻又神神祕祕的推拿房老闆之一沙復明、痛恨自己美麗外表的都紅以及年輕氣盛的小馬。電影裡他們彼此間有彎彎繞繞的感情糾葛以及自身內心慾望的各種投射,這些情感與欲望透過失焦的、曝光不足的、昏暗的、搖晃的以及在盲人主觀與觀眾客觀間的鏡頭切換,以一種所謂的「盲視覺」呈現推拿房裡的日常。啊!這就是盲人的生活與愛情!那有時晃得讓頭暈的「主觀鏡頭」、那分不清是白天黑夜的時間感以及王大夫往身上劃的那一刀又一刀,再再都說明這是一部屬於「盲人」的電影。
事隔一年多,對電影裡的種種細節依然記憶猶新。上周看了畢宇飛的原著小說,又「看見」更多屬於「盲人」的故事。
非常喜歡這本小說,如果說礙於篇幅所限,電影《推拿》把故事聚焦在人物本身的世界中,原著則是將故事擴大到盲人與外面世界的戰爭,外面的世界不僅僅是明眼人的世界,更是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電影中沒有解釋王大夫為何要帶著小孔回到南京找老同學沙復明打工,原來王大夫將他在香港回歸後滿大街都是錢的深圳賺的那幾桶金,都投進股市裡了,然後他的錢就被那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名言)給操控了。返回南京,他一個瞎子還要跟健全的弟弟、弟媳鬥,還要跟弟弟的債主鬥,『王大夫看見了自己的身體,他的身體有了光感,透明了,發出上氣不接下氣的光芒。』然後他弟弟對著雙親控訴自己不平公的命運:『你們為什麼不讓我瞎,我要是個瞎子,就能自食其力了。』
自食其力?我們健全人(正常人)對盲人(殘障者)的要求就是"自食其力",『這是一個多麼荒謬、多麼傲慢、多麼自以為是的說法…就好像殘疾只要“自食其力”就行了,都沒餓死,都沒凍死,很了不起了。』
而小孔呢?在書中,小孔因為摳門所以她不願意塞錢給櫃檯,因為不願意塞錢,所以跟櫃台的關係一直不是很好,因為跟櫃台關係不好,所以大款客戶永遠輪不到小孔上鐘,『你的世界到處都是明晃晃的眼睛,你還怎麼活?』『眼睛可不是一般的東西,誰不怕?推拿師們圖的就是前臺兩隻眼睛能夠睜一隻、閉一隻。在一睜、一閉之間,盲人們就可以把他們的日子周周正正地活下去了。』
原來為了錢,盲人還要期待明眼人能對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來為了錢,明眼人要把自己活得跟盲人一樣看不清…
都紅,在書中都紅小時候很會彈鋼琴,這盲人彈鋼琴多麼不容易啊,老師欣喜若狂『特殊教育一定要給自己找麻煩,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比方說,聾啞人唱歌,比方說,肢體殘疾的人跳舞,比方說,智力障礙的人搞發明,這才能體現出學校與教育的神奇。』"可憐的都紅"為了"報答"這個社會,她參加"慈善行動"上臺演奏了一段巴赫。 可能因為緊張,所以表演時都紅表現得很差,但是台下的熱烈的掌聲,以及女主持人使用一大堆排比句的讚美之詞讓都紅醒悟了:『都紅知道了,她到底是一個盲人,永遠都是一個盲人,她這樣的人來到這個世界只為了一件事情,供健全人寬容,供健全人同情。』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認為「慈善」所表現的是資本家的虛偽。這些資產階級先是吸乾了無產階級的最後一滴血,然後再以「慈善家」的姿態出現,施給你小恩小惠(他所給的不過是他拿走的百分一而已),這種施捨使那些原本就受辱的人遭到更大的汙辱,因為他為了接受資本家的施捨而不得不放棄最後的尊嚴。
在慈善宴會上,『她只演奏了一次巴赫,居然惹得一身債。這輩子還不完了。』
都紅是美的,每個見過都紅的人都這樣說,但對於一個看不見的人來說,這樣的美有什麼用呢?可是老闆沙復明卻記上了,『什麼是"美"?沙復明的心浮動起來了,萬分的焦急。 』
與都紅一樣令人驚艷的是很帥的小馬。小馬是因為一場車禍而失去視力,『在公眾面前,盲人大多沉默。可沉默有多種多樣。在先天先的盲人這一頭,他們的沉默與生俱來,如此這般罷了。後天的盲人不一樣了,他們經歷過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的鍊接處有一個特殊的區域,也就是煉獄。並不是每一個後天的盲人都可以從煉獄當中穿越過去的。在煉獄的入口處,後天的盲人必須經歷一次內心的大混亂、大崩潰。……在記憶的身處,他並沒有失去他原先的世界,他失去的只是他與這個世界的關係。』
失去與這個世界的關係的小馬,有了一個新玩具---"時間",電影裡的小馬總是擺弄著一個小小的發條鬧鐘,小說裡的小馬自己本身就是時間。『它不是時間,它是卡嚓。它不是卡嚓,它是時間。卡嚓讓他喜歡。他喜歡上時間了…他把五個小時劃分成五個等份,先拿出一個,一小時。他把一小時分成了六十個等份,一分鐘就出現了;再分,這一來最精細的部分就出現了,是秒。卡嚓來了。卡嚓一下他拿掉一塊,再卡嚓一下他又拿掉一塊。等最後—個卡嚓被他拆除之後,一個開闊無邊的下午就十分神奇地消失了。…與時間在一起,與卡嚓在一起,這就是小馬的沉默。』
這段關於"時間" 的文字,不禁讓我想到村上春樹短篇小說「螢火蟲」裡面所寫的『我總是打開電視,假裝看著棒球轉播,凝視自己和電視之間的一層恍惚的空間,我把那空間分成兩部分,把分開的部分再分成兩部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個動作。最後我做成一個可以存放在掌心的,極小的空間。』
爾後小馬去買春。健全人來推拿房裡買他鐘點,按摩個半小時,他再用這個鐘點費去點洗頭房(私娼寮)裡買小姐的鐘,發洩半小時。好一個資本主義式的資金流動方向啊!(使供過於求的部門的資金較快地流向求過於供的部門)
沙復明,電影與小說裡的沙復明都急切渴望都紅的"愛情",電影裡的沙復明在開場的時候還經歷一次失敗的相親,但小說裡的沙復明是曾經擁有過愛情的。中學的時候,他與一個明眼人女孩共度那少得可憐的兩小時幸福時光,酒吧裡冰鎮可樂的冰塊見證了他的愛情,多少年後都沒有融化。『讓沙復明永遠也不能釋懷的是,那些冰始終保持著手的形狀,五指併攏在一起,沒有手指縫。水面上漂滿了手,冰冷,堅硬,浩浩蕩蕩。』此後『他對自己的愛情與婚姻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一定要得到一份長眼睛的愛情。只有眼睛才能幫助他進入"主流社會"。』
可是『嚴格地說,盲人即使走向了社會,即使"自食其力"了,盲人依然不是人,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盲人和這個社會一點沒有關係麼?也有。那就是每個月從民政部門領到一百元人民幣的補助。一百元人民幣,這是一個社會為了讓自己求得心理上的安穩所做出的一個象徵。它的意義不在幫助,而是讓自己理直氣壯地遺忘。』
所以沙復明渴望進入"主流社會"的期待注定要落空的,因為他跟這個社會之間只有一百元人民幣的關連。
沙復明是「沙宗琪推拿房」的老闆之一,在當老闆之前,沙復明當然也打過工。打工的時候,沙復明特別渴望能跟老闆簽合同,『奇怪的事情就在沙復明當上老闆之後發生了。並不是哪一天發生的,而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前來招聘的員工沒有一個人和他商談合同的事宜。他們沒提,沙復明也就沒有主動過問。邏輯似乎是這樣的,老闆能給一份工作,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了,還要合同做什麼?』換句話說,當沙復明從無產階級翻身成老闆的時候,他的信仰也轉化為『員工只有義務,只有責任,這是天經地義的。他們沒有權力。』
看過這個故事,我不會說「除了眼睛看不見,他們跟我們平常人沒什麼不一樣」這樣矯情的話。因為他們確實跟明眼人不一樣,不管是思考方式、價值觀、生活方式、愛情觀。記得很久以前看過一部外國電影,內容是一個聽障家庭為了高中女兒要不要戴上助聽器而開始爭執。以"主流社會"的觀點來看,為何不戴上助聽器呢?戴上助聽器不是可以聽得更清楚?可以更快融入"主流社會"嗎?可是對女孩的家人來說,助聽器會讓女孩遠離家人,甚至失去了聾人文化。而看完《推拿》我似乎可以稍稍瞭解當年看不懂的這部外國電影了:我們總覺得「健全」是正常的,「盲/聾」是不正常的,是一種缺陷,但在盲人/聽障的世界中,他們有他們的美好,有小馬與小蠻的愛情那樣的美好,有沙復明壓抑自己到吐血的美好,有都紅不接受明眼人的施捨也不接受盲人施捨的美好,更有王大夫與小孔激動的肌膚之親的美好。
電影因為礙於篇幅所限,呈現的是推拿房裡各種感情的流動;小說則較宏觀的把盲人放進大社會之中。關於盲人的電影,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兩部,一部是台灣導演張作驥1999年的《黑暗之光》,另外一部是2009年的加拿大電影《小偵探盲翻天》(Antoine),前者以盲人家庭為核心,描述一位少女在一個暑假中經歷的幻滅與成長,片中盲人都是非職業演員,幾乎可以說是自己演自己,而導演屢屢不經意的呈現家庭內成員的互動與生活情景,寫實但有具有詩意。《小偵探盲翻天》的主角是一位真實的五歲盲人男孩,中文介紹是這樣的『Antoine,越南裔男孩,五歲大。他看不見,但跟同年齡的其他孩子沒有什麼區別,一樣充滿了好奇心與活力。不需要老師長輩們的特別照料,也能夠在下課後跟著玩伴們四處蹦蹦跳跳,雖然出生以來就活在黑暗之中,但在他的小小腦袋裡,存在著一個樂觀繽紛的詩意世界。』我很好奇,一個天生的盲人會有"繽紛"的概念嗎?電影以半紀錄半劇情的方式,帶著觀眾進入Antoine的世界,我們會發現那真的是一個"繽紛"的世界,透過說話、各種環境音、肢體接觸、點字、打字機,看不見的Antoine是一個稱職的小偵探,他接受人們的求救與委託,把自己投身於茫茫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