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溫度的人:專訪《醉•生夢死》高文宏、黃尚禾
黃尚禾認為,演員最恐怖的地方,是永遠沒有最好的一面,最棒的地方,是永遠可以更好……
挾著台北電影節大獲全勝的威力,《醉‧生夢死》上映前,幾場特映已飆出超強口碑,讓這部描繪人性底層種種抑鬱情狀的電影,豐收共鳴。本期e週報特專訪本片製作人高文宏以及表現出色的男演員黃尚禾。
哥倫比亞大學表演研究所畢業的黃尚禾,當初接觸張導,是經海鵬電影公司姚哥介紹,他回憶道,張導見到他,沒擺攝影機,純聊天,碩哥跟鴻其就跟門神一樣坐在後面。
當時張導針對《你的今天和我的明天》開頭一段喝鮮乳的獨角戲,問尚禾為什麼要這樣演,寫實派V.S.學院派,就此擦出火花。的確,跟《你的今天和我的明天》比起來,《醉‧生夢死》裸露尺度大很多。然而,對於一位專業演員來說,尺度本不是問題,「我覺得《醉‧生夢死》最大的挑戰,是跟張作驥這位對演員要求很高的導演合作,我回台灣看了幾部片之後,就很喜歡張導的作品,也很想跟他合作,但印象中,導演沒有跟這麼學院派的演員合作過。另一個挑戰,是角色處境跟我很像——當時我跟張導聊到自己的困境,我不屬於台灣,也不屬於美國,當我走進這個角色深入,也逐漸混淆了戲與生活。」
他回憶道,跟碩哥、鴻其朝夕密切相處後,大家講話的方式逐漸變得跟角色很相近,演起來不太有「出戲」的機會……籌備期從頭到尾博了快半年的感情,到了原定的開鏡日,三個壯丁熱血賁張,握拳並肩來到工作室,張導卻說:「演員還沒準備好,拍什麼?」現在想想,當時那種興奮狀態,導演反而拍不到他要的感覺,等到三人疲軟、倦怠了,反倒是最佳開鏡時機……「本著這種由身入心的狀態,整個演起來,即興成份變小了。我們準備的不是劇本,我們準備的是角色,當我們變成角色,那些化學作用,全是原始本能的迸發。」
製作人高文宏回憶道,當初張導入獄前,心裡最放不下的當然是母親。《醉‧生夢死》劇情同樣述及對母親的不捨,但議題大不相同。眾知原片名為《愛是藍色的》,他說,改掉這個片名,是不想給人太浪漫的誤導,輾轉「醉夢生死」、「醉死夢生」想過一輪,最後乾脆加一點,將四個字隔開,與片中描繪的人生種種分離,隱然呼應。
當初《醉‧生夢死》入選柏林影展當然高興,當時也不是沒有繼續跟坎城影展投石問路的想法,不過,後製、發行、以及官司案件發展,都是決定電影問世的客觀要素,基於顧慮夜長夢多,就做了一個選擇。
他亦表示,《醉‧生夢死》的劇本,是張導所有作品中最完整的一部,片段與片段之間,剪接調動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幾個主角都輪流死過,觸探各種悲劇的可能,拍了很多,也剪掉很多,包括每場戲都驚人無比的雪鳳姐。
最初版本三個半小時,但抑鬱感太重,輾轉弄得清爽一點,「這個版本也不是我最喜歡的,上一個才是。但做電影總得拋卻私我,如何跟觀眾對話很重要,這個上映版本無疑是權衡下的最佳成品。」
張導前作《暑假作業》力求不顛覆孩子的本性,營造一個無壓力空間,反觀《醉‧生夢死》對演員而言,顯然是一場力道不輕的磨礪。尚禾說:「當初,我問導演為何要拍這題材,他說:『壓力很大,所以要拍。』這對一般人來說不合邏輯,因為我很煩,所以我要用片子把自己弄得更煩躁?但我覺得創作者將自己一古腦兒丟入管他是正是負的能量裡,這動作光聽起來就很過癮!拍攝過程中,張導是一個自制力很高的人,EQ控制還不錯,不會因官司訴訟而變得暴怒,也不會讓人覺得他擔心東擔心西——我們不帶強烈目的跟對方相處,因為心底清楚那一致的目標。」
尚禾坦言,回到台灣工作,還「不曾沒有」碰到瓶頸過。台灣沒有完整的訓練體系,演對手戲,不管遇到素人、遇到劇場演員、抑或電影圈前輩,大家的表演方法都不甚相同,這時便高度仰賴彼此的尊重跟理解。
說穿了,演員都是被選擇的,因為默默無名,只能擺著被挑選,就算紅了,照樣要被乖乖放到特定位置,「我認為演員必須隨時調適看待自己的方式,很多演員固然很強大,積累雄厚經驗以致深信自己是對的,這股宗教般強大的自信,充斥在每個稍有經驗的演員體內。然而,一旦大家對何謂正確的方法,認知有所差距,就會形成彼此的困境。而我也不免遇到困境:準備了很多,卻不知道怎麼使用它。」
此外,高製作聊及與張導合作的淵源,「我以前是會計師,從《忠仔》就很喜歡他的片子,後來因緣際會相識,因為太喜歡他所有電影,退休後就來協助他。我很理解,支持他的創作理念。當然偶爾我也干預,儘管不一定得到他的認同。」
對國內電影產業,高製作也有自己的想法:「過去國片大都承襲導演制,我常懷疑這種模式正不正確,很多新導演人生體驗不夠、功課沒有做足,不能獨立Handle整個劇組,空有美學思維,但擠不出那個框架,明顯是技術環節出錯,又沒有辨識癥結的能力。我覺得台灣應該將完整的製片模式引進來,再適度調整到與國片相輔相成。」
尚禾分享道,演員最恐怖的地方,是永遠沒有最好的一面,最棒的地方,是永遠可以更好。「我出國的目的是想要回來,我回來的目的,是想吸收經驗,再帶出去讓世界看到。過去我在美國接了一些電視、電影,參與面面俱到的工業體系,乍看覺得美國好棒。進入一個劇組,我什麼旁枝末節都不必顧慮,就可以專心演戲。但我在美國,一直接到同樣的角色,不是中國餐館,就是電腦很強的人、會武功的人,我履歷明明沒有寫我會功夫,但隨便擺一個姿勢,他們就覺得:『嘩!好厲害——』。也因為如此,在那裡我叫不出每天劇組幫我梳化的人的名字。但我回台灣,每天都要跟別人哈啦聊天,竟可以熟悉到誰誰誰的媽媽生病、誰誰誰中了刮刮樂,這讓我體會到,我在創作的過程中,接觸到的是有溫度的人。台灣未臻成熟的電影工業,讓我發現自己的潛能,一如張作驥導演一直在發掘台灣的可能。過去,我的偶像卓別林讓我見識肢體的可能性,相對我覺得講台詞最容易,但我回到台灣竟發現講話其實一點都不簡單。張導相當程度破壞了我的表演系統,因為他不是用系統在說故事。」
儘管廳數不多,但相信,《醉‧生夢死》的好,將在大銀幕上,與廣大影迷達到性靈的共振。電影魔力的量化工程,有些大軍壓境,有的細水長流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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