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電影節】《啊！人生》人間浮世繪
分享到facebook整體氛圍固然沉重，時而又顯露出令人啞然失笑的荒謬場面，譬如：法官將法庭審判當作拍賣會一般，喊著：「電椅，一次、兩次、三次。」便拍板定案；男子與胖女人做愛，一方擔心自己投資的基金而碎念不已
電影有時像一面鏡子，如實地反射出人性的各種樣貌；有時也像萬花筒，讓人得以看盡人生百態。不過，如同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齊鳴，言論紛雜，每個人對人生的詮釋不盡相同，這無所謂對或錯、好或壞，畢竟從來沒有人能真正搞懂人生。因此，有的人只能輕嘆：「啊！人生。」然後繼續過活，有的人則是紀錄人生，並試圖解讀人生，就像瑞典導演洛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一樣。
曾以《二樓傳來的歌聲》（Sånger från andra våningen，2000）一片榮獲坎城影展評審團獎的洛伊‧安德森是個電影產量極少的導演，從影四十年來只拍攝過四部劇情長片，而耗時三年完成，自編自導的《啊！人生》雖然是他的最「新」作品，卻已是五年前的「舊」作了。
電影沒有明確的劇情主軸可言，全為一幕幕的片段、支線所構成，極為零碎，卻也十分真實，讓人猶如窺看了形形色色的人的日常生活。導演以定焦定鏡、一場一鏡的手法拍攝，固定不動的鏡頭，如同客觀、冷靜且疏離的視角，除了展現北歐電影獨特的冷冽感，更令我聯想到美國藝術家馬修‧巴尼（Matthew Barney）擅長使用的「場域」（The Field）概念。不變的景框就像一個個經過限定化的「場域」，使得演員彷彿受到束縛般，表現得嚴謹且規矩，讓角色顯得蒼白、無生氣。不過，一如馬修‧巴尼所認為，身體一旦受到束縛就會開始累積能量，這近似冷漠的演繹和受限制的壓力氛圍其實釋放出極大的影像能量。
鏡頭底下的各個人物生活都極為苦悶：被丈夫罵「母夜叉」的女老師、跟兒子起爭執的教授、渴望和搖滾樂手結婚的年輕女孩、總愛自怨自艾的胖女人、困在車陣中的男人、因母親失智而難過哭泣的女兒……這群小人物的眼前宛如只剩愁雲漠漠，慘霧濛濛，全不見光明何在，完全呼應了外頭那場夾雜轟隆雷聲的滂沱大雨。幸而，每晚在結束營業之前，酒吧老闆會先搖鈴，接著說：「最後一輪，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看似正面且樂觀的一句話如同咒語般頻頻出現在片中，沒錯，每天都是新的一天，但是明天真的就有希望嗎？還是不斷重複著鬱悶和無趣？該樂觀，抑或悲觀？片中的心理醫生對著鏡頭說：「他們（指病人）要求快樂，卻自我、自私又吝嗇。」快樂、不快樂根本存乎一心，如果總鑽牛角尖地埋怨道：「沒有人瞭解我。」那麼，人生必然會走向悲觀、消極，快樂當然找不上你。
導演運用獨到的巧思，讓電影形成多重的二元對應。首先是真實與虛假。全片幾乎是搭景拍攝而成，包括街景建築、室內房間，甚至是結尾的鳥瞰畫面，都是在片場內以布景和道具拼湊出來，也就是說，我們所見的城市實景、角色人物所生活的環境，根本都是虛幻的假象，他們不過是導演手中的一個人偶、一顆棋子，在導演的操弄下，搬演一場名為人生的戲碼。這層對應不僅解釋了導演和演員之間的關係，更可視為造物主／神與人之間的關係。
其次是現實與夢境的對應。夢境可以是現實的反射，也可以是現實的逃避。貌似工人階級的男子的夢反映出現實人生的苦澀，也對瑞典社會進行指控；年輕女子的結婚夢則是她的美好想像，只是夢醒時更顯悲哀。不過，正所謂：「人生如夢。」我們不妨將人生和夢畫上等號，如此一來，電影的開頭與末尾便產生完美的呼應與連結。電影的開場，一名熟睡的男子突然驚醒，說：「我做了惡夢，夢到轟炸機要來了。」而電影的結尾正是多架轟炸機飛過城市上空的畫面。我想導演到底是一個悲觀的人，他讓雨停、雲散，但是又安排轟炸機出現，暗示明天雖然是新的一天，卻是沒有希望且充滿苦痛與毀滅的一天。
電影的整體氛圍固然沉重，時而又顯露出令人啞然失笑的荒謬場面，譬如：法官將法庭審判當作拍賣會一般，喊著：「電椅，一次、兩次、三次。」便拍板定案；男子與胖女人做愛，一方擔心自己投資的基金而碎念不已，另一方卻沉浸在性愛的歡愉之中。這或許就是人生真正的樣貌吧。真實卻虛幻，偶爾又帶著些許的荒誕。
作者：開到荼蘼花事了
【開到荼蘼花事了】
本期焦點－【v.350】 201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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