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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並不只是呈現二戰時期的日本庶民生活而已，更重要的是日本左翼史觀的「翻盤」。由於戰敗，主張反戰的日本左派在戰後聲勢壯大了好一陣子，不過自60及70年代兩次反美日安保條約的運動之後，左派的力量聲音慢慢消減；而後至蘇聯瓦解、柏林圍牆倒塌、中國大陸在鎮壓學運後全國轉向投入經濟的蓬勃發展，在在都讓左派抬不起頭來。在右派及保守主義蔚為主流的大環境氛圍下，要拍一部以一個二戰時期左翼知識份子的家庭生活﹝當時他們可是被視為「非國民」！﹞為主的電影，可真需要一點勇氣！

日本左派雖然派系團體繁多，但主要立場乃是反戰，只是大多沒激進到反天皇，山田洋次在《武士三部曲》之後再來拍這部，立場站得穩當，就不怕別人拿愛不愛國這種意識形態來說嘴了。同時焦點雖多在吉永小百合飾演的母親角色上，但許多場關鍵戲都在為當時受到「非國民」待遇的日本左派平反，包括母親帶小女兒去見丈夫的老師時發生的衝突、與自己警察父親的衝突、去警局探視丈夫時怕惹怒檢察官而掌摑女兒、少根筋的叔父在街頭與人對反奢侈運動的爭執等等，就算沒有直指國家發動戰爭之不義，也不斷在提醒觀眾左派堅持的是什麼。

可能有觀眾對於煽情的情節三不五時就來催淚一次感到有點受不了，但從上面這個脈絡來看，卻似乎反而成了必要的安排：沒有這樣巨細靡遺地在生活中各個層面突顯「非國民」所受到的壓迫、歧視與誤解，怎麼可能爭取到觀眾的同情與認同？

再從日本電影史來看，60年代「松竹新浪潮」以大島渚為首的幾位導演，包括筱田正浩、寺山修司等人的作品都非常具有衝擊性，不過這段「松竹新浪潮」其實只有短短幾年，這些導演又都離開了松竹，松竹此後的影片走向被認為相當「反動」，其原因正是由山田洋次所開啟的《男人真命苦》系列電影。

如今山田洋次仍打著松竹旗號，竟能將《男人真命苦》裡粗野善良又天真常樂的渥美清與《武士三部曲》的幕末落拓武士形象揉雜於一片，外借稻垣浩導演「無法松的一生」裡車伕松五郎暗戀主母的不倫感情架構，來為二戰左派歷史翻盤，其衝擊性相信令不少山田的老影迷感到意外。

《男人真命苦》的渥美清可是曾經寫信給天皇表示「感謝」，說「再也沒有比軍隊更能學到東西、更讓人生活愉快的地方了。」﹝見四方田犬彥所著「日本電影100年」﹞可笑的是在《母親》片末，丈夫的學生淺野忠信即使右耳半聾也得被徵召入伍，若從他的角度看，渥美清這幾句話還真是莫大的諷刺！

試看這一節：淺野忠信在晚間戒嚴時離開師母一家結果半路遭巡警盤查，他說了一大堆只要收到入伍召集令絕對義不容辭為國家站上前線的冠冕堂皇場面話，待巡警滿意離開後他喃喃地說道：「我還真敢說！」，他的老師卻因為說不出這種話而被關到死，從前的渥美清可不是這般態度。

《母親》既為二戰時期被批鬥整肅的左派平反，也平反了山田洋次自70年代以來的「反動」之名，應該是件值得註記的大事；片中淺野忠信要送書進監牢給老師閱讀前得先一頁一頁擦掉書上的眉批筆記，然而筆記可擦，記憶卻不可抹滅，山田洋次自數十年前日本社會的集體記憶之中一再還原當時的諸般細節，如此雙重的「平反」若不是有意而為，又該以何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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