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志與母親的有解習題--《海南雞飯》
有意思的是,正是《海南雞飯》在片籍上的曖昧性、雜種性,為我們適切地提點了本片基調與大旨。確實,本片難道不是到處充斥著曖昧性與「雜種」嗎?片中的人們難道不是處在多種不同吸力所拉扯的緊張關係之中,而呈現著高度的活潑性、創造力?
同性戀者不得不煩惱的問題之一,就是要怎樣讓父母接受自己那特別的性傾向。很遺憾的是,對於很多同志而言,這實在是一個無解習題。不過,電影《海南雞飯》(2004)透過劇中單親母親珍(張艾嘉飾)與其三個同志兒子、來自法國的怪怪女交換學生Safine、鄰居陳金水之間的互動,打造了一個兼有逗趣、溫馨、衝突的人際系統,使人領略到同志與母親間的難解習題,本質也許就跟普天下的親子問題、甚至於跟任何人際關係問題一樣,總是有著解決之道。
且先不論那個解決之道為何,我想先談談《海南雞飯》最令我困惑的地方:片籍難以界定。若我們(假設此處所謂的「我們」為「台灣人」)按「台灣人」最普遍使用的「國片」、「外片」區分法,我們便遇到第一個曖昧:《海南雞飯》是「國片」,因為全片充斥著我們「台灣人」所熟悉的「國語」(雖然是新加坡腔調的),以及包括(「外省」的)「台灣人」張艾嘉在內的許多「華人」演員;同時《海南雞飯》也是外片,因為它的拍攝地點、故事背景都在新加坡境內,且不少演員為新加坡人。而如果我們嘗試使用「華語」電影、非「華語」電影的區分方式,我們也必然面臨到另一個曖昧:本片描繪的新加坡人在生活會話中固然使用「華語」,但也同時使用英語;於是本片既是「華語」電影,又是非「華語」電影。那麼,用國籍來分總沒問題了吧?本片在星拍攝,講新加坡人的故事,似乎理應是部「新加坡片」,但是問題出在本片的出品與發行商是香港商,而香港電影又時常被我們「台灣人」收納為「國片」(例如金馬獎)。
有意思的是,正是《海南雞飯》在片籍上的曖昧性、雜種性、識閾性,為我們適切地提點了本片基調與大旨。確實,本片難道不是到處充斥著曖昧性與「雜種」嗎?片中的人們難道不是處在多種不同吸力所拉扯的緊張關係之中,而呈現著高度的活潑性、創造力?確實,在片中所呈現的新加坡,不僅華語(包括國語、閩語)與英語被混同使用,招牌中英雜然並列,華人、印度人、馬來人亦共同生存,甚至聯姻,而生下本義上的雜種。另外,珍同時接受各種中式、馬來式民間信仰與印度式算命,以及法國女學生Safine的熱衷東方文化(穿傳統漢族服飾、進行打坐調息),也都作為文化雜種的例子,而在在顯示出導演所欲著重的文化曖昧與雜種性,以及所欲傳達的以曖昧、雜種性來解決異己爭端的意念。
在觀察到曖昧與雜種性實乃本片底色之後,就一定會發現本片有趣的矛盾之處在於:珍作為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社會的成員,固然在語言、文化、種族領域上以包容涵納的態度展現出曖昧、雜種與識閾性,卻同時在性∕別領域上呈現出固著而封閉保守的態度。珍不僅完全抗拒再婚,還頗不能接受兒子們獨特的性傾向。正是對標準性∕別的執著,讓她出手打了么子Leo,並且要求大兒子停止與其男朋友的結婚計畫,從而使得這個家庭的親子關係溫度降到冰點。
在此,我們當然知道爭端的解決之道在於促進珍在性∕別領域的曖昧性與雜種性;只是,曖昧性、雜種性又該如何促進呢?也許我們必須從主體形構理論著手。首先,若人作為主體並非全然僵固而無法變動,而是相對地總是有著自由流動的可能性,那麼爭端就的確有改善的空間,而不會完全不可能和解。其次,主體改變自我、鬆動自我的契機,在於接觸到他者所帶來的全新體驗與衝擊;而前所未見的他者其實無限多,因此也就保證了主體改變自我的契機乃是始終存在。第三,只是,受到他者衝擊而自我已然實質改變的情況下,主體能否真正去認可那個已然改變的自我、接受那帶給自己豐富變化的他者,終究存乎一心:主體未必認可自我的變化、接納他者,反倒可能啟動強烈的排除他者機制,以求保有已然失去的原來自我。於是,促進曖昧性、雜種性的關鍵點終於浮現出來了:我們如何讓一個主體在遭遇他者而產生實質變化之後,能夠不暴力地排除他者、堅守原先自我,反而認可已然變化的自我與他者?
《海南雞飯》給予我們的答案是:持續不懈的(但不是強迫接受的)關心、愛,與美食。(我暫時還不知道要怎麼理論化這個部分)
總而言之,大部分的母親總是相當傷心兒子翅膀長硬而飛離自己;而同志的母親更可能因為兒子的特別性傾向,而覺得自己與兒子間出現難以吞忍的斷裂。對此,我覺得《海南雞飯》想嘗試告訴我們的是:母子當然相連,只是個體之間的緊密相連,不一定非得要各種身分認同(例如性∕別)的同一化。因為,不僅真正的同一性完全不可能,推動同一化所導致的暴力更可能毀滅親子關係。
其次,如果曖昧意謂著不暴力性地排除另異他者而寬容地保留共生共存的模糊空間、雜種意謂著不封閉地自我標榜正統而開放地海涵學習他者特質,那麼《海南雞飯》也讓我們了解到:多元種族、文化的新加坡社會所擁有的曖昧性與雜種性,底下蘊藏的其實是社會上每個主體如何接受他者、轉化自我的珍貴體驗;而若一個人能在種族、語言上包容他者、轉化自我,又何嘗不能在性∕別方面如此?於是,若說一切人際關係問題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那麼本片在解決同志與母親的難解性∕別習題的同時,其實也為任何親子習題、所有種類的人際∕主體際關係問題暗示了一個解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