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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見到謝晉導演，已是1991年的日本東京了。

那一年，楊德昌執導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入選東京影展競賽，謝晉再度獲邀擔任評審，比較有趣的議題是那一年中國亦有黃健中執導電影《過年》參賽，台灣影迷熟悉的李保田和葛優等人都有吃重戲份。

我從1987年開始就常跑東京影展，第一回就遇到了吳天明以《老井》獲獎，後來則有葉鴻偉的《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林正盛的《春花望露》陸續在青年電影競賽單元中獲獎，我都曾在現場目擊，也分享喜悅。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特殊性在於是第一部參加東京影展國際電影競賽的台灣電影，也曾獲得台灣新聞局的國片輔導金，從題材到創作都是百分百的台灣電影，但是那一年的東京影展發布訊息時卻宣稱《牯》片是日本電影，媒體為之譁然，老楊接受採訪時，心情和口氣都不好，不願多談此事，只能強調：「我來自台灣，拍的是台灣電影。」

確實，從創作者的觀點，《牯》片是百分百的台灣電影；從投資者的觀點，不管日本人有沒有資金挹助，《牯》片後來股權也只屬於楊德昌和中影兩家公司擁有，這段日本電影的爭議很快就在時間的長河中隱沒了。

有了《悲情城市》威尼斯採訪接觸，我和謝晉頓時好像成就了老友，開幕酒會上我主動上前與謝導演打招呼：「導演，我們又相見了！」謝晉伸出他的大手熱情地握住我，以有點不敢置信的口氣說：「在台灣做影劇記者很不錯嘛！」

是啊，那個年代的台灣與中國電影都積極爭取國際亮相的機會，有幸做為第一代的國際影展賽事的採訪記者，在報社的大力支持下，我跑遍了全球重要的電影賽會，目擊了華人電影在全球各地的崛起風雲，那也是台灣經濟實力厚足，才能派記者出外採訪，讓台灣人看到更多國際情貌，二十年後重新思量往事，想到如今只有片商邀約，負擔旅費和住宿費用，才有機會出國寫一些以宣傳為主的採訪稿，還真是百感交集呢。

但也因為《悲情城市》的威尼斯採訪經驗，我一開始沒有特意去釘黏謝晉，「留到最後決戰再說吧！」我心裡這樣盤算著。

依照國際影展慣例，頒獎前一天，評審就會閉門討論，選出得獎名單。但是事前採訪逼問，不但不道德，也會碰壁，註定白忙一場。我到那天晚上才去找謝晉，相約第二天早上做採訪，因為如此一來，事前洩密的機率大減（因為報紙都是第二天才印得出來），受訪者的心防就輕鬆多了。

但是謝晉很忙，那天早晨還要參加個討論會，我唯一能採訪的空檔就是他從旅館到座談會場的搭車空檔。「只要謝晉肯開口，時間多短都沒關係。」我心中這樣想著，一大早就到旅館等候。

早起的鳥兒果然有蟲吃，謝晉順手從皮箱中拿出兩本自己寫的書送我，一本是「謝晉談藝錄」，一本是「我對導演藝術的追求」，他一面在打開內頁落款題字（我還得叮嚀：「導演，你寫錯了我的名字（他一度把祖蔚，寫成了祖藯）。」），一面就開始聊起評獎過程，我一個獎一個獎問，他也就得獎者的特質逐一回答，我最關切的當然就是《牯嶺街》戰果如何？「評委大獎 （即評審團特別獎）！」謝晉的口氣很平穩，但是他不忘告訴我中國的《過年》也同樣獲得評委大獎。

「真的嗎？」我不太敢相信這種兩片並列的得獎結果，「是不是有其他考量？」我問得很含蓄，其實我的意思是：「這擺明了政治分配的結果嘛，一中一台，兩部電影同獲一個獎，就不至於得出誰優誰劣的高下比較。」謝晉無意就這件事和我多做討論，只強調那是評審的共識，黃健中的《過年》利用一個家族混亂爭吵過新年的故事架構，探討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各種價值觀，「藝術和寫實的質量也是很高的。」謝晉不承認這個兩片並列的決定有任何的政治運作，我亦相信藝術作品的成績 其實與評審個人的品味與主觀意見密切相關，沒再多問。

評審名單在下午的頒獎典禮上就會宣布，我又是在日報工作，幹嘛急著要在一大早做採訪？首先，評審只會宣布結果，不就過程多做說明，記者不能掌握內幕情資，就只能根據表象寫通稿，如果能早一點採訪到評審，或許能多問到一點「制式答案」之外的真相內容；其次，我服務的報系另外還有中午截稿的晚報系統，我能在中午之前就傳回得獎名單，就是一次漂亮的採訪出擊。車子開達討論會場後，導演出席座談，我則是悄悄閃人，以最快時間先寫好文稿，再找到傳真機，傳稿回報社，最後再回到座談會上，聆聽謝晉的發言，否則他又要罵我：「小兔嵬子，你又利用我了。」

我後來陪著謝晉走進頒獎典禮會場，謝晉一直問 我：「楊德昌在那裡？」我找了半天才找到楊德昌，連忙引見謝晉，或許是名單已經外洩（得獎人都會被告知要出席典禮），老楊的臉色不是太好，伸出長手一握， 禮貌性地打了招呼，就沒再交談了，謝晉看了我一眼，我也只能聳肩攤手，不知該再說啥了。

第三次見到謝晉，則是一年後的中國上海了。

1992年，王童執導的《無言的山丘》入選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競賽，出身上海電影廠的謝導演理所當然成為評審團主席，那是上海人第一次辦國際影展，很多地方經驗不足，參賽作品也少見佳作強片，還好有義大利天后蘇菲亞羅蘭（Sophia Loren）助陣，星光閃亮，那一年我沒有再去找謝晉聊天，倒是花了極多時間與同樣擔任評委的徐克導演聊了許久，對於評審結果多了些內幕掌握。一直要到最後由謝晉主持評審說明會，宣布《無言的山丘》獲得最佳影片金爵獎的得獎名單時，謝晉才又點名問我：「有問題嗎？」台灣電影都獲得了首獎最佳影片，我哪有問題？我笑著揮手。

那一晚，我首度向上海友人借了一台行動電話， 直接打電話回台灣報社通報得獎名單及得獎人感言，我知道其他同業都正忙著趕回記者中心發稿寫稿，但是重點不在於得獎名單，而在稍後進行的得獎人搭船夜遊黃浦江，上海市政府甚至還點亮了黃浦江沿岸的燈火以示歡迎。也因為我上了船，所以採訪到了日本大導演大島渚，以及《苦戀》的作者白樺與王童的相遇……我知道，第二天，我又能交出不一樣的獨家採訪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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