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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在威尼斯影展得獎前曾經簡單講了一句：「外國人能請一位中國人來把他們的故事搬上銀幕，而且還能感動外國人，真的很不容易的。」

你要是聽過李安在《斷背山》用英語回答世界媒體的問題，再想到他能用美國演員充滿理解的字句來溝通，拍出了老外都能接受的牛仔電影時，你或許就會想用「世界公民」來形容李安了。

世界公民寫起來不過是四個字，唸起來一口氣就唸完了，但是真要身體力行還真是不容易。

黑澤明的《蜘蛛巢城》改編自莎士比亞的《馬克白》，從影像、構圖到唸白和氣氛，自由出入於英國古典和日本傳統之間，人們只有驚佩，別無挑剔，那就是世界公民的典範；就像他在《羅生門》中，從容運用拉威爾的「波麗露」來詮釋芥川龍之芥的「竹籔中」，輪迴的節奏和命運的交響，是多麼強而有力的對話；就像他在《八月狂想曲》中光靠一首「野玫瑰」就把核爆恩仇一筆?消的功力……大師辭世的那一天，我替兩家報紙都寫了紀念悼文，其中一篇文章就以「世界公民」為題，那是我想得出對大師最高的敬禮文詞。

2001年初春，李安獲得了美國導演協會最佳導演獎，我在文章上寫著他如今已能和大衛．連和庫布立克齊名（因為他們都得過這座獎），然而，李安卻在紐澤西BMW汽車短片「選民」,的拍片現場告訴我：「你把寫得太大了。不好意思的。」他不是客氣，沒有矯情，他的語言中有著真誠的惶恐。

李安在歐美影壇打的戰役中，最難的就是用他們的語言，說他們的文化，而且還要說得比他們都還要好。根據珍．奧斯汀小說改編的《理性與感性》就是最艱難的一步，李安交出的成績單是柏林影展的最佳影片金熊獎和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那一年，我寫過一篇非常簡單的評論文字，重新整理如下：

受過壓迫的人，有的人會把痛苦昇華，擷取結晶，幻化成紓解人心的良藥；有的人則是把痛苦深入魂髓，換個形式，繼續折騰其他不幸的人。李安和艾瑪．湯普遜都是第一種人。

艾瑪編寫的《理性與感性》劇本很鮮活地捕捉到禮教社會下，拘謹不安的人性，也很有力地鞭笞著表面謹守禮法，成天卻忙著嚼舌根的「貴族」歲月。不是洞察人性，不是深諳世故人心，艾瑪不會把禮教吃人的分寸掌握得如此生動有趣，在她的筆下，人生境遇誠然可笑，但是真情可動天的樂觀期待，卻深刻符合了好萊塢的「娛樂」本質。

電影中的人生問題是繞著「錢」與「情」字上轉，因為錢，所以兄妹之情立即變質質，因為錢，所以雷雨天的荒野戀情也，也會物化變心；但是所謂的情，不但有少年時的莽撞，也有中年的枯燥無奈，不但有青春的奔放，也有摸索的尷尬，更有穩重的等待，三姐妹的情感世界反映出人生的情愛本質，這類悲喜劇電影的好看就在於可以由小觀大，而且面面俱到，可以讓不同的觀眾分別對號入座。

英國演員多數都有深厚的戲劇訓練，換張面具演戲是一點不讓人意外的事，艾瑪湯普遜，休葛蘭和艾倫雷克曼，先都是在造型上，讓人眼睛一亮，對於戲劇詮釋的肢體控制，更是不同以往，相當精彩，老面孔卻能演出新意，這得歸功於李安的品管要求。

李安最擅長的技法就是在人間事上寫人心細膩，電影的微妙意趣在於兒女情懷，所以李安幾乎不玩任何鏡位遊戲，場面調度上，只要能適度捉住人群彼此的情緒互動，就夠趣味盎然了。不玩鏡位，是人文創意上的平實；不求花炫，是寫實風格上的自制，但也可能使人感覺不到導演默默調度的貢獻，《理性與感性》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李安卻與最佳導演的提名擦肩而過，是老美的岐視？還是老美的閃神呢？我們不是投票委員，猜不出他們想些什麼，但我知道他早已把自己全然溶入電影神髓中，全看感性的你是不是有慧眼來感知他的理性創意了。

這篇舊文章，紀錄的是我對李安創作生涯的一點觀察心得，在《斷背山》威尼斯得獎後，我彷彿又想起了他站在紐澤西的寒風中，手舞足蹈地向我解說拍攝《選民》的充裕資金與拍攝條件，明明拍的是汽車廣告，客戶卻肯出大錢讓他出動直昇機，得以從各種角度拍攝三輛汽車狂追小活佛座車的追逐戲，「沒想到，終於有機會來拍像００７一般的電影了。」機會之神來敲門時，李安總是努力以赴，鏡頭動不動不是問題，鏡頭下都看得到真性情，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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