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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手鮮血的獨裁者作為搞笑對象，並不容易。成功的話，它可以讓那可怕的人成為笑柄、失去權威，並突顯其意識形態的荒謬可恨；但失敗的話，則會變成沒品的爛笑話，再度傷害受害者與倖存者。但成功或失敗的標準，因人而異，這也是拿希特勒與納粹當笑柄的《兔嘲男孩》引來兩極評價的原因之一，但我認為編劇兼導演塔伊加維迪提的作品很成功。



十歲德國男孩Jojo（Roman Griffin Davis），在納粹德國長大，最崇拜希特勒（塔伊加維迪提），把他當成想像朋友。但在Jojo發現媽媽Rosie（史嘉蕾喬韓森）偷藏了一個猶太女孩Elsa（Thomasin McKenzie）在家裡之後，事情漸漸有了改變......



脆弱的童真，是很好利用的目標。生活於納粹德國的小男孩渴望融入同儕、期許證明自己，於是納粹青年軍團成了他的夢想。但他卻因不忍殺害兔子，被其他人霸凌取笑，暱稱他為Jojo Rabbit，後來更因為急著證明自己「勇敢」而受重傷，退出軍團。



起先Jojo既自卑又憤慨，十歲男孩在同儕壓力下根本無法理解自己的善良可愛其實是優點，不是懦弱。他感覺得證明自己很「強」，才不會被笑、被欺負，但Jojo還沒搞懂，他想像的強，並不是強，只是殘酷罷了。

要說強，他那暗地收容猶太女孩、發傳單反抗納粹的母親才是強，以及在緊急時刻冒死保護Jojo的德國軍官Klenzendorf（山姆洛克威爾飾演）才是強，他們不拿刀拿槍濫殺弱者，不會只想西瓜倚大邊、欺善怕惡，而是做出更困難更危險的事，為了保護弱小，去對抗更強大、更可怕的力量。這才是真正的勇敢。



而Jojo很幸運，他的母親相當有耐心，不急著逼孩子改變，願意等他慢慢長大，用潛移默化的方法讓孩子漸漸體會，所謂帥氣軍裝、領袖崇拜與殺戮背後的真正意義。媽媽盡全力讓Jojo內心填滿溫柔、善良、快樂的回憶，讓Jojo長大後懂事了，可以理解到媽媽口中提過的「愛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東西」或是「自由的人會想跳舞」是什麼意思。媽媽也不讓孩子活在天真的泡泡裡，她要孩子看那些被吊死的人，要他知道真實環境發生了什麼事情。她相信兒子的善良本質，終有一天他會找到當個好人的道路與勇氣。



當孩子問道，「那些被吊死的人做了什麼」？媽媽只淡淡回一句「做了他們能做的」，這句很有意思，生在獨裁時代，個人能做的不多、動不動就會丟了小命，但還是要盡其所能去做、做自己能做的，像媽媽就發傳單，以及偷偷收容猶太女孩。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包袱與限制，在暴政之下想做好人，能做的也只有「盡量做」，因為若完全不做，就不可能改變恐怖的現狀。

Jojo與猶太女孩Elsa的相處，是另一股很大的影響力。這段劇情用孩童的眼光，去看當年對猶太人的妖魔化有多可笑，也讓Jojo發現過去的「人生目標」根本沒有意義。



至於某些批評者認為，片中只有Stephen Merchant飾演的蓋世太保是純粹的惡人，其他像山姆洛克威爾飾演的納粹軍官Klenzendorf一角，甚至Jojo的年輕朋友Yorki角色，都像是好人角色，形同「美化納粹」或是「為納粹講話」，但我倒不那樣看。二戰德國是個資訊封閉、四處戰亂、生活辛苦的地方，有些人確實是被命運無奈推著，或是被騙、被洗腦，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選擇。又或者，像Klenzendorf那樣的人，他少隻眼睛，又似乎喜歡偏向華美、艷麗的服飾等等，這些特質都讓他在強調侵略、征服與男子氣概的納粹德國，生存倍感辛苦，為了求生，只好不斷否定自己的「特殊」氣質，才能存活下去，久而久之也就習慣成自然，但在關鍵時刻，他終究做出比所處環境更善良的選擇。



這些人物的掙扎，並未美化納粹，反而更突顯納粹的惡：它逼著每個好人都得扭曲成虛偽、邪惡的形狀，才能生存下去。



導演塔伊加維迪提親自飾演希特勒，這角色挺麻煩，畢竟希特勒是個惡劣殺人魔，要拿他來搞笑、甚至當一個小男孩想像的摯友，會有一些界線不好拿捏，更怕在猶太人的傷口上撒鹽，但維迪提抓得很好，可以體會一個年僅十歲的孩子為何會對他產生崇拜，但也有足夠的蠢樣與兇惡性格讓這荒謬獨裁者現形。尤其，讓維迪提這樣兼具猶太與毛利血統的人扮演頑固又種族歧視的希特勒，簡直是最好的報復。



《兔嘲男孩》劇本經過塔伊加維迪提的改編，減少原著 《Caging Skies》的黑暗陰沉，加入「想像版」希特勒一角，讓本片成為非常適合與青少年討論嚴肅政治議題的入門教材。以一部描述戰地生活的片來講，《兔嘲男孩》的場景與服飾的色彩頗為繽紛，暗示著男孩視角的童心，也替當時的納粹統治下的生活增添了空泛荒謬感。就如卓別林在《大獨裁者》裡面做的那樣，《兔嘲男孩》用喜劇方式，拆解獨裁者的威嚴，並讓觀眾在娛樂之餘，都能再多想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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