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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尼‧凱克》滿妙的，初看整部電影沒什麼，可當事後回想、咀嚼，卻能越想越多、越嚼越有勁，可說全歸功於導演的敘事功力，竟能以這樣看似平淡無張力的劇情，去讓觀眾瞧見飄散在空氣中那微妙的氛圍，察覺到都市之中人與人奇特的關係與距離，這是黃熙對這一切的觀察與見解，劇中沒有批判，只有萬般無奈。正因為這是現今都市人普遍存在的問題，自然不會有特突出的情節，也沒有高潮迭起的劇情，而是猶如一灘積水，有人走踏過濺起了水花，或者像劇中主角之一李立騎著腳踏車來回穿梭，在積水上面滑出波紋，輕輕地、輕輕地，倒映出每個經過它的人，以及他們發生在都市裡的故事。

徐子淇搬來台北生活，住在巷內民宅最頂樓，屋主是樓下的李小姐，李小姐的兒子是有著自閉症，得按照規定好的時間在過生活的李立，而可風則是李小姐請來的裝修工人，預計替沒在使用的房子翻修。兩男一女，三個年輕人本來毫無交集，可生活卻讓他們相遇相識，也一個不小心的，悄悄打亂了他們原先擁有的、屬於自己的生活步調。徐子淇、李立與可風，三人都有各自的煩惱、一團打結難解的結，片中他們唯一三人相聚，是在一場尋找著徐子淇從窗外飛出去的黑頭凱克鸚鵡，他們搬梯子爬上爬下、在街道上來回穿梭，最後依舊找不回飛遠的鸚鵡，就好像他們始終找不到自己一樣，只好茫然無措的坐在廟裡，呆望著前方，什麼話也沒說。


徐子淇義無反顧搬到台北、經營民宿，生活看似輕鬆愜意，但她卻不懂得和男友相處，過去曾經親密的愛人變得陌生，一如男友對她說的，她根本不知道現在的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搬到台北隱身小巷，除了想弄懂自己，更多的是想逃離男友，以及她的女兒。暫時無法去愛別人的她，只好將情寄託於鸚鵡身上，讓牠們陪著自己，和牠們聊聊天說話，想試著重新建構起重新愛人的能力。

李立每天得按照貼在牆面上的一張張便條紙過生活，上頭清清楚楚寫著他在幾點幾分要做什麼、幾點幾分要去哪裡，因為李小姐深怕他迷失，回不了家。起初以為她的擔憂害怕，是因李立的專注度不夠，後來才發現其實她怕的是，兒子在都市裡走丟、找不到自己，可當李立在捷運上偶遇子淇，上前向其搭話後，他規律的生活亂了調，如同精準機器零件受損失去準確度，日以繼夜地思念著過世的哥哥，讓李立心裡的洞口越來越大，李小姐的擔憂還是成真了。

可風就像都市裡的游子，總習慣性地去恩師家裡叨擾，漸漸地也和恩師兒子熟識，不知從何時開始可風成為兒子的吐苦水對象，常常碰面總難以避免的講著父親多難搞，以及父親和好友間若有似無的曖昧同志情，當兩人當面起了爭執，可風變成了這個家裡最尷尬的存在。把車子當作家的他，哪裡有工作就往哪裡開去，在都市裡有目標卻也沒目標的前進，時常拜訪的恩師家，就如同整個城市的縮影，太過親密的人反而更不知道怎麼去坦白真正的心裡話，於是只好繼續選擇不語、容忍、努力壓抑。



「人與人之間距離變得太近就會變成這樣，變得不容易去愛。」

電影劇情說實話沒有任何脈絡可循，可無意識之間它卻又將劇中每個人物緊密結合，並使之產生一條無形的道路，直直通往都市核心，和觀眾產生共鳴。一場可風和子淇坐在超商前面閒聊的戲碼，幾句話點白了《強尼‧凱克》想談論的主旨，人與人之間。老一輩的人總說，高科技的普及讓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離，有多懷念過去的無憂日子，手寫信、見面得要花上幾小時坐車的年代，麻煩可是卻甘之如飴。但是否現代生活在都市的人們，就算沒了這些高科技，也已經不懂得去整理與他人的關係？彷彿都染上了都市病，一種無法自在梳理情感的疾病。

瑞瑪席丹今年以《強尼‧凱克》連獲台北電影節與金馬獎最佳新演員肯定，後者以「渾然天成的生活化表演」形容她在電影中的演出，不過將「生活化」用來形容整部電影似乎也不為過，沒有太多本來你我既定印象中電影該有的樣子，而是像在閱讀著一本寫著關於在都市裡生活的男女的書籍，時而喜時而怒，時而快步前進時而放慢駐足，把整座都市裡的人事物看進眼裡，然後尋找著能和自己有所共鳴的詞句。《強尼‧凱克》是有趣的，卻也是無趣的，很難去判斷它的好看與否，一如我們無法去斷言一個人的生活是好是壞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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