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你不可能會瞭解:《囚》
《囚》對我來說,影像裡有股令我著迷的鮮活。說穿了,我們都希望有人能聽我們說話,理解我們行為背後的原因,而非只是用結果來決定。但在社會上,說話有沒有人聽大多跟身分地位有關,能不能被理解又取決於身旁的人是否有同理。
我看了兩次。
很難想像一部長達五小時的紀錄片,我居然會想再看一次。第一次在金馬影展週間的平日跟公司請了假,在那個帶點寒冷的中午進場觀看。兩個多小時後中場休息十分鐘,我急急忙忙爭取時間跑了洗手間又到外頭抽了根菸,不停端看手錶深怕自己錯過時間,再次進場暗燈後又渡過了兩個小時,然後走出戲院時天色已暗,當晚有一場飯局,我再次急忙跳上車趕準時赴約,在那段不算太漫長的車程中,我竟然也有了被時間囚禁的錯覺。當然我知道,我這種念頭是奢侈,是自命不凡或自以為是。我當然是自由的,例如我可以選擇遲到入場,也可以選擇離開戲院,更可以選擇取消赴約。手上的時間是我的,只是我往往不能也無法。畢竟我習慣了這些規律,習慣了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習慣了自己有地方可去,習慣了不去想自由應該的模樣。
《囚》對我來說,影像裡有股令我著迷的鮮活。五個小時中出現的每一個人,第一次看認為他們是病人,雖然到了最後我其實也沒有把握困住他們的一種病還是太過執著。第二次卻是因為想再次看見他們口中那些對於困境的詰問,對於自由的認定,對於孤單的坦率。還有就是在攝影機後面的導演瑪莉的那股善意建構出屬於人際關係的一種看似簡單卻總是最困難的付出,就是時間與同理。想想本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音樂得主林生祥說的那句「工商社會,時間寶貴」,是啊,時間總是寶貴,病院裡面的人也有這樣的認知。他們被送進東北的這家心理醫院治療休養,每個人幾乎都不承認自己有病。他們都急著想回家,急著想上工,但卻不被允許。
《囚》鏡頭下紀錄的那幾個人,幾乎每一個或不只一個都能讓觀眾對號入座。鏡頭下的他們離危害社會看似較遠(當然也有可能是導演剪接的取捨迴避),涉及的危害往往只與個體的單位有關,而另一部分則是過於特立獨行與過度樂(悲)觀。例如影片中的傅明剛,他受夠了在職場上的被忽略,認定自己創業必然有作為,於是他到處搭飛機找同學投資散盡家財,最後被妻子送進了醫院。傅明剛始終不承認自己有病,他覺得他只是想創業。但隨著影片的記錄下我們看見了妻子的困頓,她無法讓這個放棄安定生活的先生影響了他們原本的日子只好將丈夫送醫,而丈夫卻認為妻子愛上了是「想像中的他」,他並不是一直渴望安定的,他想創業重拾熱情,他覺得離開原本公司才能擁有快樂。
傅明剛在影片紀錄下的某些變化正好是這部《囚》最主幹的隱藏提問。一個認為自己終於能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人被當成了神經病,他如果想出院就必須承認自己真的有病,但讓社會覺得他恢復正常的方式就是他必須回到過去的生活軌道上。於是我們看見醫院對這些病患醫治的宗旨是「幫助他們回到社會,並能與他人融入合作。」當傅明剛自己意識到自己「不能太另類」時,我第一次看覺得好笑,第二次看居然有點想哭。對我來說,傅明剛或許是清楚自己應該有的樣子,但同時間這個應該也意味著必須把自己藏起來的成分。
說穿了心理醫院在做的,或說整個教育在做的都是去個人化的行為。為了融入社會,我們在本質上或許該做出某些犧牲。但一旦你意識到「為什麼我必須要犧牲」這個點時,那可能就會被當成不正常。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問題不該是問題,因為每個人都一樣。
《囚》片中有個31歲眉清目秀的單親男子正是這樣說的,「在我看來每個人都有病,有奔色的,有奔財的,不管你奔什麼都有病;但就算你不奔你也是有病。這檯面下的問題不提就不是問題,若你硬要端上來,它就是個問題了。」是啊,當別人都認為你有病,而醫學又沒有辦法檢驗只能用多數人的抉擇來判定何謂正常時,這幾乎就決定了正常該有的樣貌。於是當影片中的人們大多認為自己待在醫院其實跟坐牢沒兩樣,他們渴望心理上的自由卻換來肉體上的不自由時,也讓觀影當下的我意識到我的自由正是用心理上的不該如此自由所換取來的。某種奴性或慣性的無形框架在我的四周,但我卻從不願意正視它。
《囚》片中最有強度的畫面來自第二段結尾處,吸菸室內一名擅長詩詞的老先生對著鏡頭自白。他這樣形容他自己「人海中你看不見我。我太平常,極平常。一粒沙一滴水。我沒有我。賢者憂而能者勞,無能者無所求。我這一生沒有友情,不羨慕娶妻生子的人生,也沒有任何作為,不過就是混一碗飯吃。混吃等死,人之常情。你同情什麼?我這一生你不可能會瞭解,除非你得像我一樣平常,同難者才相憐。人的一生太複雜。沒有人真能完全瞭解另一個人的。」
這位老先生提到自己的父親是共產黨槍斃的,從小到大都背著狗崽子的污名,也沒有人想接近他。但他自己充實自己,與自己的無為共處。這段完結前鏡頭拍向窗外的月亮,老先生則對著導演瑪莉說「謝謝你聽我說這些撈叨,這輩子第一次,從沒有人搭理過我。」老先生的這場自白強度極高,兩次觀影都讓我紅了眼眶,但並非來自同情,而是一種佩服與覺悟。從影片中我並不知道他被送進醫院的原因,但綜觀來看或許在裡面在外頭對他來說都沒差,那種全然的自由彷彿如此具體,可這樣的自由也是極度孤單的。窗外的月亮是一抹皎潔,柔和地照應在不分裡外的人們身上。而《囚》的某種價值,也在這段畫面中有了具體的彰顯。
說穿了,我們都希望有人能聽我們說話,理解我們行為背後的原因,而非只是用結果來決定。但在社會上,說話有沒有人聽大多跟身分地位有關,能不能被理解又取決於身旁的人是否有同理。更多時候這些都只是一種錯覺與假象。你以為被理解其實並非,那不過只是一種禮貌或社交必要。於是當我看著《囚》在這五小時內能讓這些被拍攝者看著鏡頭的眼神就像看穿了畫面望著導演瑪莉,我清楚知道他們是真的想跟她說這些話,真的想與她分享或商量。
人會真正想說話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找到了你知道他會認真傾聽的人。
於是我們知道,影片中的話語不是對著我們說的,而是對著導演瑪莉說的。這樣的情感與信任或許可以佐證導演在拍攝的這段時間的各種付出,讓這部紀錄片呈現出超越某些訪談類型的強度,札實地流露出真正的情感。例如我相當喜歡片中一段值班守夜的醫生對著鏡頭說他等等要抓包一個吸毒的病患,然後該病患走出來說要抽菸時醫生拐他坦承,病患指著鏡頭說「我全丟了不然你問瑪莉,她全程都有錄。」這段畫面對我來說幾乎打破所有看似對立的界線,在那個畫面中他們是對等的,相互鬥嘴與關心,是好玩的。我很喜歡這一段,好像真正看見了無形的牆被打破了般,如此可貴也令人羨慕。
病患與醫師的日夜相處,從醫病關係轉變到了某種同儕。區分他們彼此的是衣著,某些特殊狀況突發時身分就會切換。但更多時候他們都是彼此可以說話的人,這樣的時間恐怕更勝家人。我喜歡《囚》忠實記錄了這些醫護人員必須面對的狀況,有時樂趣有時也很緊繃。儘管我們更能看見他們往往能給予單一病人的時間其實不夠,當病人渴望掏心掏肺時他們還是得顧及自己的下班時間,以及必須照表操課再請下一個病人進來,然後一次一次。又或者是來照顧的家屬同樣在意自己的時間,同樣還是有無法放下的責任。再怎麼關心我們仍是那「也僅能做到如此」的人,因為我們正常,所以我們無法放下。
而《囚》畫面中帶我們看見的卻是這群日以繼夜相處的病患們竟能相互照顧與扶持,老病患懂得照顧新病患就像是學長照顧學弟,幻聽者彼此互問最近那個聲音還有來找你嗎,不吃不喝連醫院都沒轍的木僵少年竟在病友的照顧下笑出聲音,想創業的傅明剛唯一獲得支持的聲音竟來自醫院裡的胡碩士,更鼓勵他說「這只是小病你會沒事的」,電影的暖度在五小時內成為了這部刻意去彩化的作品中最鮮明的色溫。
我發現把他們拉在一起的正是來自於「有病」,來自於同樣的處境,在相處中更超越了病人成為某種同類,可這並非外界看待的那種都是神經病,而是一種真正被理解的關係,那怕到了最後我們都明白那樣的理解仍是只有一點點;但那一丁點,或許就夠支持一個冬天了。
而我們這些春裡來冬裡去被時間耍得團團轉的正常人,誰又願意付出時間去理解自己究竟該何去,又有誰願意去理解他人究竟該何從?時間困住了我們得符合時序做出該做的事,觀乎時刻觀乎年齡。我們用滿滿的行程表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可這些價值究竟是否等同於我們?這些付出的時間又究竟值不值得?
走出戲院後我仍沒有想個透徹,還是奔向了末班捷運趕回家,洗澡刷牙上床睡覺,隔天仍是趕上午十點上班的一日。在公車上仍不時想起《囚》影片中的那些人,想起了他們的那些自白與話語,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因為一部電影就說我真的瞭解了什麼的。只是這十小時的觀影中彷彿讓我看見了真實的人說著真實的話。
而我身為一個正常人又該說些什麼才好?
【艾莫西寫在後面】
《囚》是今年金馬唯二我給出五顆星的電影作品。儘管身為紀錄片,但捕捉到的畫面人物與對白都強度極高,甚至遠遠把劇情片拋在後方。而我之所以深受感動的喜愛的原因則來自於這部電影的善意。金馬影展那場映後有QA,導演瑪莉提到自己收到了一封來自台灣觀眾的信,該名觀眾說自己也曾待過精神病院,他看完了《囚》後覺得自己有某種情緒被理解了。導演說自己收到這封信時很激動,因為她也曾反覆問過自己紀錄片是否只是一種消費他人與無力?畢竟被拍攝的人最後往往什麼都沒改變,但導演卻有可能因為作品而獲得些什麼。直到收到了那封台灣觀眾的信後她才有些釋懷。導演說自己拍攝時有取得這些被攝者在精神狀況正常的情況下的同意,以及拍攝前更曾住在醫院附近三個月天天與他們相處。導演所有的拍攝內容實際長達250個小時,要從這些畫面中理出5小時著實不易。但我看完電影後理解到這電影的敘事是帶著對人的情懷而生的,也就是說被梳理的畫面其實取於導演與他們相處的認知,於是我們看見了這些人最真實或許也最能理性說話的狀態。而這恐怕不是一時半刻就能捉到的畫面。這些被攝者之所以能在鏡頭前侃侃而談,對著鏡頭也不令人感到主觀,每個被攝者望向鏡頭的眼神都是看著瑪莉的,他們的眼裡是看著人的而非鏡頭的。這等真實感真是《囚》最強大的呈現,也帶出了導演說「要把舞台給這些病患」的初衷,她不邀功,但是她給了他們願意相信有人會傾聽的機會,於是這部作品才得以呈現。
相信瑪莉是除去了某些更殘酷不堪的畫面,或更恐怖的對白。我想起沈可尚在紀錄片《築巢人》片尾的最後一句話「有時真想一起死了一了百了」,那種真實也是強度極高。我試想導演自己消化這些畫面的情感一定更為複雜,而她最終呈現給我們看見的則是她覺得最值得被看見的部分,而我相信這個價值不只是放在作品本身,同時也在這些受訪者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