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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大師柏格曼的父親是一位篤守教規，不苟言笑的嚴苛牧師，柏格曼在這種窒悶氣息下成長，一輩子都用作品質疑父親所信仰的一切；同樣地，日本大導演是枝裕和對父親的形容是：「我一心只想著不要成為爸爸那樣隨隨便便的大人。」不完美的父親，總有憾缺的家庭，一直都是枝裕和作品的必備元素。

是枝裕和的父親是灣生孩子，日本戰敗後倉皇返鄉，一路跌撞，一生失意，看在兒子眼裡，或許就說明了何以他鏡頭下的「生父」，總不如「養父」或他人之父。

這個「父親症候群」在他今年勇奪坎城金棕櫚獎的《小偷家族》中，已經來到終極高峰。


中川雅也（Lily Franky）飾演的那位「爸爸」治，別無長技，全靠臨時工騙食，想吃好穿好，就掩護養子祥太去商店行竊，從偷拐搶騙到上不上學他都編得出一套堂皇說詞，這些行徑，完全不符合「好爸爸」的定義，但他並不是剝削童工的賊頭，他懂得甘苦共嘗，甚至從祥太直視女性胴體的眼神時，就挑明了問他：「早上起床會硬了吼。」多數老爸對兒子開不了口的青春騷動，他卻如此雲淡風輕地就開導疏了洪，他們沒有血緣之親，實質的體貼關懷卻更勝家人，偏偏，他怎麼也盼不到祥太能叫他一聲爸爸。

溫度，是這六位陌生人得能構成「家族」的主因，也是導演是枝裕和最高明的書寫策略：就在「晚來天欲雪」的困乏之際，端出個「紅泥小火爐」，誰不通體溫適？而且這只小火爐只有微溫，既不矯情做作，又有熱力透射。

例如，小女孩尤里因為家暴，因為挨餓，就被治的「熱」食給「招」走了；例如，寒冷冬夜裡，一家六口只需以布覆腿，圍桌吃碗湯麵，彼此噓寒問暖，家的感覺，自然外溢；例如安藤櫻飾演的信代媽媽擔心觸法，要送返尤里，卻在窗外聽見尤里爸媽如釋重負的談話，哪裡還能送羊入虎口？最後，全家就靠著信代媽媽被老闆資遣的那一丁點資遣費，終於能去了趟海水浴場，那種海風日光帶來的片刻而渺小的幸福，竟有了「淡極始知花更豔」的暈染之力。

對比，則是導演是枝裕和最偏好的處理方式，有時，製造了緊張，有時，則形塑了感慨。例如，爸爸掩護兒子行竊，曾經輕鬆得逞，亦曾有驚無險，一成一敗之間，已鋪排了未來風險；等到由哥哥掩護妹妹時，先是平和穿幫，再來就得聲東擊西，才免傷及童稚，然而觀眾的心，早就被撩撥得忐忑難安。至於最後靠著偷來的那兩根釣魚桿，完成父子交心的男人對話（Men's talk），閒情逸趣中暗藏父子和解的真心關問，輕輕一筆，餘韻無窮。


《小偷家族》這一家六口都是生命魯蛇，各有不堪回首的傷心瘡疤，毋寧就是低賤世代的浮世繪，使不上力也搔不到癢處的社會救助力量，只能撕裂他們原本的相親相愛，當然更是紀錄片起家的是枝裕和最犀利的社會批判了。

不過，是枝裕和的溫火功力總能在關鍵時刻催人熱淚。光是盂蘭盆節闔家「聽」煙火的各自想像，就是窮人家只要同心，亦能自得其樂的人生幽情；至於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雨，讓渾身濕透的孩子快跑返家，撞見雲雨過後的父母渾身汗漬的尷尬諧趣，更讓斗室春情有了會心一笑的力量，是枝裕和就這樣信手拈來串成了庶民血淚，非親非故的他們，不會或忘那短暫卻美麗的時光，那種盪漾在心頭的思念，遠比那些有血緣之實，卻是貌不合神早離的陌生人，來得更有重量，也更有密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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