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眼電影網

第五章 侯孝賢與杜篤之
八○年代初台灣新電影崛起，打從一開始，杜篤之就和楊德昌、張毅等導演不斷嘗試錄音的新做法；在此同時，他也參與侯孝賢的影片，那時候侯導錄音時用的還是中影的老班底，小杜則擔任助理。直到《悲情城市》，兩人才算是正式合作。

《悲情城市》總其成，侯孝賢、杜篤之正式合作的開始

其實拍攝《悲情城市》的設備相當簡陋，僅有一台錄音機、兩支麥克風，全片是在十分克難的情況下完成的：「所有方法，能用的全用。」

《悲情城市》有場戲錄得很辛苦，就是文清（梁朝偉飾）捧著大哥（陳松勇飾）的像往前走︰「拍那場戲時天候很差，一直下大雨。可是侯導要求從車上下來後演員要一路走到底。」錄音當然得亦步亦趨︰「我就用雨衣包起錄音機，揹在身上，一共弄了兩層，釣mic.也放在雨衣裡，只拉出一條線來；當時我的Boom Man是楊靜安，他也穿件雨衣，把mic.放在雨衣裡，我們要走得很近，因為兩人中間有一條線，要很小心，線頭不能濕，一溼就沒聲音了。」當時大雨滂沱，小杜全身溼冷，人很不舒服，但還是跟著直直走，步步踩在爛泥地裡。要拍的時候，就把麥克風從雨衣縫裡伸出來錄，得很仔細，因為只要頭一露出來，雨水便會滴進衣縫裡，小杜就在雨衣裡照顧音量。那場戲的效果很好，但拍攝的當下真是很辛苦。就因為器材不夠，許多事情都得臨時應變︰「總之，為了效果，什麼都做。」

對杜篤之來說，《悲情城市》讓他經歷了許多個「第一次」：第一次全程與侯導合作，第一次拍攝同步錄音劇情長片，第一次去日本做後製混音，第一次接受國際檢驗、過關，也第一次參與、分享電影界的至高榮譽之一。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五日，侯導以《悲情城市》一舉拿下威尼斯影展第四十六屆金獅獎；那一天，台灣電影首度揚威世界四大影展之一；那一刻，華人導演首度勇奪金獅獎。那一年，改變的不只是台灣電影的命運，不僅是侯孝賢導演的創作生涯，也改變了杜篤之的錄音之路。

得了獎，侯導覺得不能再用這麼簡單的設備，台灣電影將來要走到國際，同步錄音是必走之路，設備一定要有。侯導以為他賺錢了，就送攝影陳懷恩、剪接廖慶松及錄音杜篤之各一套設備。還跟小杜講︰「你去開一套來！」

「哇，真的？」小杜先是不敢置信，接下來就興高采烈去開了一套很完整的東西：「包括一台錄音用的推車、調音台、混音機（Ｍixer），還有一台35mm錄音機，好大啊，跟個冰箱一樣，就整套開給他，價錢都問好了。侯導二話不說，開了張支票給我，一百多萬，夠意思！」這些錢，在當時夠買一棟房子了。

侯導又跟他說：「不用還，送你！你就拿這個去做你以後的東西，拿這個去訓練人，幫沒有錢的人拍！這些東西我們投資來做教育，以後開一所電影學校！」侯導一席話，他不但記得，還確實實現了：「我就用那套設備經營到現在，如今成立了『聲色盒子』，有四個錄音間，好幾組現場錄音人員，都因為有了這套東西、才有了個開始，這對我的影響最大。」

開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第一天，一九九○年八月八日下午時分，這套設備全新開張，連名字「快餐車」都是楊導或余為彥取的，侯導什麼也沒過問。

信任，就是兩人之間的最好答案。

態度__「沒有信任，就什麼都沒有了」

杜篤之說：「對我而言，楊德昌是一種啟蒙，那時候新電影剛開始，我們一直在做些改變，其實是很需要支持的，楊德昌、張毅都會鼓勵我，我被他們鼓勵到可以去談事情，我是把楊德昌當老大來看的。還有一些平輩的如副導演等，大家在一起，相互支援，有什麼事就會約著去聊天、談電影，那時候的氣氛真好，人人一見面都講電影，談怎麼弄，好像革命似的，真有點那種感覺。」

當然，侯孝賢也是這個Group的一份子，侯、楊兩人堪稱亨哈二將，是改革動力中的兩個重要支柱。當時新導演都找小杜，從場記、副導、編劇一路在片廠做上來的侯孝賢，則是照顧著老班底，使得大家都有事情做。一開始，侯導沒有直接找小杜負責錄音，因為小杜仍在中影錄音組，侯導的電影他仍積極參與，擔任助理支援。直到《悲情城市》，由於侯導打算全片都用同步錄音，真要卯足了勁全力打拼，小杜這才全盤掌理錄音。

在杜篤之的電影生涯中，影響他最大的兩個人，一個是楊德昌，一個就是侯孝賢：「侯導影響我的是做事的態度，怎麼跟人家相處；然後他也實質上支持我，又買了設備給我，無償的，這個讓我認識到，人與人之間是可以這樣對待彼此的。因為我有個這麼好的起點，所以我現在也可以這樣對人家。這個空間是侯導幫我建立起來的，這是第二個影響我的，而且是影響我後面很長的時間。我們在一起，都不講什麼酬勞、待遇的，大家就是要把事情做好！」

「你知道他不會虧待你，他也絕不會虧待你！」 「對，彼此間就有一種信任在，我會看他做東西時的待人態度。比方說，那時候我們剛開始開發，到處去找錄音室，看哪個錄音室可以合作，一開始我們也不知道，後來和日本的『日活錄音室』一做就是四年。合作得很好，就不要換，他是不會隨便亂換人的，他有他的道理，和別人合作，默契與信任的培養是很重要的，你把他當朋友，他自然也會把你當朋友；信任一旦建立，就會方便很多，許多事是彼此信任之後，不用談的。如果你今天和他只是個business，這個案子適合你，那個案子適合他，很多東西就是沒有。『信任』，我就是從他那裡學到的，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像我和人家談事情，對方拿合約來給我簽，我都沒看；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會給你做事；我要幫你做，就是相信你不會出賣我；就算有合約，只要被你耍一次，就沒有下次了；你名氣再大，我也不做。這是一個『沒有信任，就什麼也沒有了』的態度，我從侯導身上學到這個，我們是走交情、走朋友的。」跟人交往，他們比較是東方式的。」

後來杜篤之和泰國錄音室合作，一開始，泰方也是照老規矩辦事。第一次去，對方就塞了個大紅包給他，因為生意是他帶來的。泰方的錄音師並沒實際操作，都是小杜在做混音，泰方就覺得該分給他酬勞，小杜當場說：「不要啦，我們做朋友做久一點。」他什麼都不收，臨走時對方送他去機場，在車上又塞了包東西給他，小杜打開一看，好重的一陀金項鍊，原來對方把原先要給他的回扣，大約兩萬多塊，打了條鍊子給他，小杜說：「不要啦，送給你太太好了。」之後雙方合作的六、七年間，所有回扣他也都沒收，而他給對方帶來的生意大概就有兩、三千萬。

這種以「默契、關係」所醞釀出來的東方式的工作倫理，與西方「契約式」的工作倫理完全不同；前者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來維繫，後者則依法律來規範行事。有效嗎？《珈琲時光》在日本的工作經驗就是最佳例證；那一次，曾讓日本電影工作者大開眼界。

（以上內容由大塊文化提供）

分享到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