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眼電影網

2001年，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過後，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1946-）前總統隨即以「反恐」為名號，在阿富汗發動對蓋達組織和塔利班政權的報復戰爭。在此之後，電視上的國際新聞畫面中，不斷出現阿富汗那黃沙漫漫的荒涼景象，以及身著迷彩軍服、扛著冰冷槍枝的士兵。因此，只要一提起阿富汗這個位於中亞的內陸國家，大家所聯想到的不外乎是令人聞之喪膽的恐怖攻擊，還有那似乎永不停息的延綿戰火。

不過，對於長期漂泊於異鄉的阿富汗導演巴爾馬克阿卡姆來說，阿富汗還是有其他不為人知的面貌。為了對阿富汗現況感到關心的友人，為了讓全世界的人們更為了解阿富汗這個國家的人民，巴爾馬克阿卡姆導演選擇以影像作為媒介，創作出《幸福招呼站》這部溫馨、樸實，且忠實反應出阿富汗人民的困境的電影。

誠如原文片名《Kabuli kid》所示，電影開始於一位小男孩攀爬上礫石滿佈的山頂，雙手手指圈成望遠鏡狀，帶領觀眾俯瞰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這座城市。接著，由遠至近，鏡頭聚焦到穿梭在擁擠街道上的計程車，司機卡勒德（哈吉古爾飾）隔著車窗和一旁的同行哈拉幾句，又和後座的乘客聊起戰爭對喀布爾造成的破壞。舉目所及，盡是斷垣殘壁一片，幾乎已經無法辨認出原本的模樣，連人民的生活也陷入混亂當中。正如我們在新聞報導中所認識的阿富汗，宛如一片人間煉獄的慘狀。這時，卡勒德自嘲地說：「只有紅綠燈是正常的。」簡單一句話道盡人民的無奈。

在本片的中文譯名和宣傳廣告上，雖然片商亟欲塑造出真情、動人、幸福和溫馨等形象出來，讓人以為《幸福招呼站》和同樣出身阿富汗的作家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1965-）所著，數年前曾風靡台灣書市的《追風箏的孩子》一樣，走的是感人的悲情路線。但是，在我看來，《幸福招呼站》主要傳遞出的訊息並非如此。巴爾馬克阿卡姆導演由基層人民的觀點出發，以樂觀且積極的心態，嘲諷戰爭的荒謬、冰冷和無情，藉此對所有試圖以所謂「反恐」的目的，來幫助阿富汗的國家表達溫和的抗議。

在美國小布希前總統宣布開戰之時，陸續有許多人道團體和民眾表達反對之意，認為此舉無益於解決恐怖攻擊問題，反而連累那些生活在阿富汗的人民，以及站上最前線的士兵們。在《幸福招呼站》開場不久後，一名頭戴藍色頭巾遮住臉龐的女子，抱著未滿周歲的男嬰坐上卡勒德的計程車。以頭巾將自己的頭髮和肌膚遮蔽起來是傳統回教女性的裝扮，這樣便不會引起家族男性之外的人有任何遐想空間。不過對於卡勒德來說，這樣的裝扮不但顯得封建且過時，況且他生活在不知何時又會發生恐怖攻擊的喀布爾，誰曉得頭巾下的人是否為自殺炸彈客。因此，電影中才會出現卡勒德要求女子將頭巾拿掉的橋段。

「戰爭如同吸大麻菸，偶一為之還可以接受，經常性的話便會失控。」卡勒德如此說道。戰爭讓喀布爾有了宵禁制度，過了時間還在外遊蕩就得接受軍方盤查，以通關密語證明自己的身分；人民無力撫養年幼稚子，只能狠心將他拋棄在計程車上；孤兒院經營困難，就連原有的院童都已無法擁有完善的環境，更無力接手新進的孤兒；因為民不聊生，為了一百元美金的獎勵，許多婦女戴上藍色頭巾自稱是孤兒的母親；今天聽的是俄羅斯音樂，明天是巴基斯坦，後天就可能換成美國搖滾樂。種種亂象對於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我們而言，或許顯得不可思議，甚至在巴爾馬克阿卡姆導演那平淡、輕鬆的鏡頭語言下，還會覺得十分有趣。但是，這正是阿富汗人民的真實生活寫照。

《幸福招呼站》藉由一名尋找孤兒生母的計程車司機，帶領觀眾遊覽烽火連天的喀布爾，並深入尋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沒有過於自溺的悲情展現，沒有催淚的生離死別，亦沒有昏天暗地的深沉與壓迫感。電影結束前，鏡頭從卡勒德的計程車慢慢拉遠，呼應了開場的鳥瞰鏡頭，展現在觀眾眼前的只有參差不齊的低矮平房和遠處的土黃色矮山，卡勒德和孤兒母親的故事徹底融入這片漫漫黃沙中。卡勒德一家和遺棄親生兒子的母親所代表的不過是阿富汗千千萬萬的人民之一，我們所見的短短一百分鐘也僅是戰爭的部分面貌而已，此時此刻還有更多人正飽受戰火的摧殘。雖然如此，巴爾馬克阿卡姆導演將這些人物性格塑造成樂觀且積極，因為正如他所認為，唯有「笑聲」才是引領眾人度過眼前困境的最佳方法。

分享到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