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復仇人》當復仇是唯一的可能
我仍必須承認議論之中多少存在的荒謬性,這荒謬性在《勇敢復仇人》中茱蒂佛斯特飾演的節目主持人艾莉卡接受聽眾來電的橋段展露無疑──在那瞬間,人們展現自我的無聊渴望,徹底凌駕了事件本身,一群人以娛樂之姿對無關於己的事件大發議論,彷彿自己在這之中有何深刻的體驗。
剛看完《勇敢復仇人》,我能想像影評會從其中挑出多少敘事與觀點上的毛病,然而或許是尼爾喬丹感性的鏡頭、或許是我對茱蒂佛斯特的個人迷戀,總之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而且一走出戲院的當兒,我想到的是最近常被提起的、一近一遠的重大事件──華岡之狼的假釋獲准,以及九一一邁入第六週年。
華岡之狼事件一如死刑存廢,討論中至少有迥異的兩派存在,其一以懲戒犯人、保障大眾與節約成本為出發點認定華岡之狼不應被釋出,其二則以自由與人權的角度肯定其悔過與自新的可能,這兩派的微小交集,在於性侵罪犯確實可能回歸社會,然而當再犯率與監控成本被牽扯進來,前述的交集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九一一剛發生的當下,新聞輿論界大體上也能分為兩大陣營,其一以建立秩序的角度支持美國對阿富汗大舉出兵,其二則將焦點集中在檢討美國軍政體系、強調恐怖活動乃對美國霸權的反撲──時至今日,九一一的悲劇色彩已被美國政府消耗殆盡,恐怖份子的不仁也被美國龐大的不義掩蓋了過去。
而這兩個死傷人數與牽涉範圍截然不同的事件,其實都被類似的觀點檢視著,這之中都存在以國家力量對秩序破壞者進行一系列懲戒甚至殲滅的觀點,也存在強調理解、寬恕、妥協的和平觀點,更簡化一點來看,這兩個事件都牽涉到復仇的元素,對復仇行為的強調與否,也影響了論者切入的角度與選擇的觀點。
只是,在這兩個事件上,我都沒有明確的傾向與立場。
當然,如果有必要的話,我當然可以有前提地表明我的傾向,問題是我對美國人並無特殊情感、沒有親人在九一一之中死去,我討厭性侵罪犯,但目前沒有朋友受到華岡之狼的危害,若非為了排解工作的鬱悶情緒,我根本沒有理由主張致他於死或剝奪其終生自由──反之亦然,我根本無意也無暇去替他爭取權利。
而雖然身為說三道四之士,我仍必須承認議論之中多少存在的荒謬性,這荒謬性在《勇敢復仇人》中茱蒂佛斯特飾演的節目主持人艾莉卡接受聽眾來電的橋段展露無疑──在那瞬間,人們展現自我的無聊渴望,徹底凌駕了事件本身,一群人以娛樂之姿對無關於己的事件大發議論,彷彿自己在這之中有何深刻的體驗。
在那片段裡,獨自背負著悲劇並手刃罪犯的艾莉卡,直接面對著來自八方的褒揚與批判,沒有聽眾知道自己正與復仇人對話,沒有聽眾擁有艾莉卡化身的復仇人體內的背傷與憤怒,然而他們義正辭嚴、情緒高昂,好像自己真能步上懲戒罪犯之路,或者自己的閱歷甚廣,能夠在復仇的自作主張之外找到更高升的體悟。
就像對諸多事件大發議論的我們,無論我們的態度有多麼輕佻或嚴肅,無論我們事前費了多少時間與功夫,我們仍是旁觀者、局外人,除非我們擁有等同或以上的經歷,否則感同身受只是癡人說夢,進一步的議論更是幻想性甚至社交性的觀念遊戲──就像片中什麼都不懂、卻自認為能發表出有意義言論的聽眾一樣。
而即使這樣,我──我們──仍會繼續議論,這無關使命與責任,而是在過程中獲得快感與他人的承認,這或許是荒謬的,但我不會因為單純的荒謬而停止我的作為,人終究是自私的,任何危害只要不會立即回歸己身,任何人都會樂於擔任直接與間接的剝削者──這樣是無妨的,但請記住自己可能剝削的事實。
這必須是一個說三道四之士最起碼的自覺。
在這樣的自覺底下,九一一也罷,華岡之狼也罷,死刑存廢也罷,一切的一切在評論之餘,都別忘了事件主角自己的選擇,並且試著揣摩──即使是那麼地不可能──他們的選擇,那可能非常偏頗、過於情緒,但一旦涉入其中,就會情不自禁地被捲入的選擇,在這樣的選擇下,復仇,或許是唯一的可能。
在這樣的可能下,沒有人能徹底否定自以為正義的美國大兵、勇敢赴死的蓋達菁英、處心積慮要致性侵罪犯於死的受害人家屬,以及其他堅決肯定死刑甚至私刑價值的人──不用客氣而虛假的認同,只需盡可能的理解與揣摩,在這樣的前提下,再進行議論甚至敵對的論述,也算是有了基本的尊重。
這當然是理想的狀態,事實是,太多時候的對話與議論,不過是空想與起鬨的踐踏遊戲,這踐踏甚至可能是極有自覺的踐踏──我承認,我就有這樣的傾向──或許如此我們能發現,如果連平安無事的我們都有這等踐踏的傾向,一旦身為落難者,我們或許比我們議論的對象更快速地墮入復仇的深淵。
畢竟,復仇,也可以是唯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