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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次柏格曼影展看的第三部（也是最後一部）電影是1960年上映、為柏格曼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處女之泉》。

電影開始前就表明整個故事是由瑞典傳統民謠改編。我不曉得原來的民謠是怎樣，但電影給人「十分可怕」的感覺。

一個半小時（89分鐘）的時間算不上長，故事也沒搞得太複雜，但每一個角色、每一幕都令人難忘。

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問號是：1960年的歐美對「罪惡」與「復仇」的主題，有怎樣的想法呢？《處女之泉》如此直接、明確地把它演出來，當時的觀眾有什麼感受呢？我實在是難以猜想。


這電影裡的「罪惡和復仇」對半世紀之後的觀眾來說，可能已經算不上是太尖銳，但透過畫面表現出的角色內心世界，柏格曼似乎透過故事提出了人類問了千年的問題：有信仰的人如何面對殘酷的現實？

這裡的「信仰」不單是基督教信仰，而更多是人心深處的信念。故事主角農場的男主人與女主人固然是基督教，但他們相信的方式和行動卻不一樣，受到現實衝擊產生的反應，也大不相同。現實是他們的女兒去教堂送蠟燭的路上遭遇極大的不幸，他們要如何去詮釋和面對呢？復了仇就平安了嗎？找到女兒的身體，就平安了嗎？在女兒遭難的地方建立教會就平安了嗎？我想不會的。這只是對信仰疑問的開端，就像移開女兒身體之後流出的泉水一般，現實的困境總是逼著人反覆審思自己的信仰（即便是作為對照組的是他們的養女，在事發之後展現出不同於男女主人不同的心理狀態，但她仍對於自己的信仰和行為作出反省）。

表面上柏格曼拍的是瑞典民謠，但我想無論柏格曼自己或他的歐美觀眾，必然會想到聖經的《約伯記》，想到約伯的命運，也就是真想要問上帝：為什麼苦難會臨到我和我家？


問題畢竟是千古以來的問題，永遠也不會有正確答案，我們有感受是因為我們懂。雖然表現方式不同，問題從來沒有消失過。這大概也是這部電影可以跨越時代，仍令今日的我們受撼動的原因。

（提外話是：看完《第七封印》和《處女之泉》兩片，認真覺得柏格曼若是去拍恐怖片，必定也是成為恐怖片大師...因為他不拍恐怖片就比恐怖片還要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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