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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來人往的偌大廣場，聽聞路人大喊救命，你繼續向前，還是停下腳步？沿路公園前、地鐵站，眼見跪坐行乞的街友，你會刻意忽略，抑或賞錢分文？在政商名流的圓桌晚宴間，實驗藝術家瀕臨瘋狂脫序的獸性大發，你不知所措，焦慮不安，還是見義勇為，解救一觸即發的性侵醜聞？

以瑞典斯德哥爾摩前王宮美術館藝術總監Chrsitian（Claes Bang飾）日常生活中的瑣事、糗事、趣事為敘事主軸，以《婚姻風暴》一鳴驚人的瑞典導演Ruben Östlund再次對焦白領菁英的內心糾葛，揭發藝術文化圈的另類假面，探討歐洲人道主義風氣後的移民隱憂，刺探人性道德的最低底線，挑戰觀眾坐立難安的焦慮極限，辛辣地、諷刺地、直白地，在符號訊息層層包裝的各個橋段之間，一步步將眾人導向Östlund精心佈局的情節框架。《抓狂美術館》於2017年五月坎城首映後，佳評如潮，聲浪不斷，更一舉奪得第70屆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爾後便囊括歐洲與北美各影展最佳外語片與導演獎等大小獎項，2018年一月底更挺進美國影藝學院，磨刀霍霍向三月，瞄準金人奧斯卡。


原片名為的《抓狂美術館》，「廣場」是公共的場域，是前王宮美術館即將開幕的新展覽，也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廣場上，「人們擁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這是北歐溫和社會主義下的人道宣言，也是將歐洲價值視為單一核心，以貶抑的眼光看待他者異己。不論是當人高馬大的藝術總監Chrsitian賞錢在小七便利商店前蹲坐的婦女，或是觀看在人來人往百貨商場門口的乞討者，與素不相識的貧民區小男孩辯論，甚至是面對過度殷勤的美籍女記者Anne，導演運鏡皆以俯視的角度由上往下，而非以平視角度對話。這些短短數秒的小橋段，也透露著歐洲中心主義論者在進化論式的時間推展上，看待其他族裔，皆還停留在落後蠻荒，無法與歐洲的「現代化」同時性並存。尤其當Chrsitian在Anne（《侍女的故事》Elizabeth Moss飾）的住處瞄到一隻不知從哪來的黑猩猩大搖大擺塗抹口紅，在在透露北歐文化之於美利堅合眾國「詭異蠻橫」的刻板印象（由於Anne並未多作解釋，眼神也從未停留在黑猩猩身上，這場超現實主義的橋段或許也有可能純粹是Chrsitian的荒謬幻想）。爾後Anne窮追不捨質問Chrsitian之於男女關係的態度時，更表明了北歐男性之於異國女子的魅力無窮（抑或是許多異國女子對於金髮高大的北歐男子不切實際的期待），卻無法理解「性/愛」之後所必須承擔的權利與義務。


每每當Chrsitian必須專心一致的時刻，公共場域的背景雜音總是叨擾著主角與觀眾的專注力。與Anne爭論男女關係的展覽間，轟轟作響的施工雜音，還有不時探頭探腦的博物館員；在住宅大樓樓梯間，素不相識的貧民區小男孩哭訴般的幫幫我、救救我的聲音；甚至在創意團隊的辦公室，白髮高大的時髦大叔將襁褓中的嬰兒晾在一旁，討論議題即迅速地被娃兒哭聲終結（編導有意無意探討瑞典對於嬰孩寵物在公共場域的極度友善是否隱隱造成大眾的不快），但是Chrsitian卻不吭不哈，將自我情緒悄悄藏起。Dominic West客串的藝術家在講堂上被妥瑞氏症者無情地打斷對話，卻無法將其驅之別院，只因為他是患者，其餘皆為白領菁英的「正常人」。或許是導演的有心或無意，將公共場域的噪音當作是電影配樂，藉此激怒劇中人的耐心，踩爆觀眾的地雷。那些斷斷續續、綿延不絕的各式叨擾，影射北歐人道主義下接收的的貧民與難民，好如暗室中的蚊子蒼蠅，摸不著、理還亂，只得默默無語地承認其「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相對的無奈存在。

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在1966-67年擴大生效後，西歐與北歐諸國因相對平穩的社會環境與高福利制度，從越戰以降，持續保障世界各國難民移民的司法地位、財產權、遷徙權、福利救援與房屋補助等等。在社會風氣不斷強調「信任與關懷」的框架之中，究竟講求機會均等、減縮貧富差距的「權利與義務」是否由每一位白領階級納稅人平等承擔？如果其中存在反對聲浪，是否所謂的社會精英就被迫冠上「沒良心的既得利益者」？究竟他國的內戰叛亂，是否只要人道救援伸出雙手，愚蠢的戰爭便消失無影無蹤，無情的人口販賣應聲瓦解？


藝術曾經是左派的，是極度反動的，現今卻淪為衝高點擊率的奴隸，只為金錢服務。在導演Ruben Östlund與特技演員指導Terry Notary合作的「猿人大鬧晚宴」的精彩藝術實驗，共約三百位精心打扮的臨時演員對於化身猿人的Terry Notary一無所知，爾後脫序瘋狂大鬧圓桌晚宴的緊張焦慮感，是戲裡戲外全體人們最真實的情緒反映，為本片最精彩的高潮（前段鋪陳不免有些冗長的橋段終於在猿人大鬧晚宴有了解脫）。導演或許要問：你們怎麼反應？你們如何發聲？你們為何不生氣？這場導演與Terry Notary精心安排的藝術實驗，也對照出之於自身難保的情況下，眾人坐立難安、勇氣不足（影射西北歐諸國高失業率與沈重的賦稅），是否也能成為責難的對象？這股所謂人道主義的「權利與義務」，是否也是無形的框架，桎梏了國家中心主義的思想（反對大量接收難民，保障本國社會與就業安定）甚至是衝破歷史框架的後國家想像（跨疆界的資訊與人力）。還是真如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所指出的，群體是矛盾的共同體，個體的人性湮沒，獨立思考喪失，是感情的魁儡，既專橫又保守，可以無惡不作，也可以什麼都不做。

一位妻子缺席的單親爸爸，一只遺失的手機，一個個無形的框架，一層層隱含的批判，一場場惱人的噪音，加上無以抗議的無奈，廣場前後的生活，只不過是過於喧囂的孤獨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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