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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韓國前一部轉型正義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택시운전사）上映還不到半年，這部《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又再度喚回韓國人30年前的集體回憶。1980年代爭民主爭權益的聲音言猶在耳，那些動盪時刻的確成為現今南韓發展的重要養分，而一部又一部反思歷史的電影佳作，也讓我們看見韓國藝文界在推動轉型正義上的爆發力有多麼豐沛。

此片背景為1987年的「六月民主運動」，或許台灣人對於這個歷史事件不甚熟悉，不過你還記得《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中勇敢的光州人嗎？「光州事件」發生於1980年5月，雖然當時造成許多無辜平民遭軍人無情鎮壓，但因為當局消息封鎖以及呼應者有限，並沒有完全撼動全斗煥的政權城池，一直到了7年後，南韓人民對於軍事獨裁、軍人干政愈發無法忍受，才發生起初由學生登高一呼，後續蔓延至全國的政治示威運動，而這部電影的故事也就由此說起。

「六月民主運動」串連韓國上百萬人的支持，市民上街吶喊、車輛司機聯合按喇叭抗議等團結的展現即使現在看來也相當不容易。我們都明瞭民主價值得來不易，往往是由前人拋頭顱灑熱血所換來，而幾個意外又點燃了韓國人的憤怒，包含首爾大學生朴鍾哲（박종철）在南營洞（韓國獨裁時期專門刑求犯人的區域）遭水刑刑求致死，當局卻試圖隱瞞事實，再加上遊行中，延世大學生李韓烈（이한열）不幸遭催淚彈擊中昏迷，在一個月後死亡──這些年輕的生命逝去不但沒有被政府如願掩蓋，反而激起人民更加高漲的不滿情緒。


這個運動最後結局是成功的，然而它之所以成功的因素，一部分也歸功於當年的歷史背景，當時南韓於隔年（1988年）將舉辦奧運，因此美國不能再任由時任總統全斗煥以武力鎮壓平定，且若輕易動武很可能會損害韓國的國際形象，一個如此在乎面子的國家，好不容易申辦到了奧運，當然要展現最完美、最有現代化的形象給國際社會看，自然對於動亂無法再如過往般恣意妄為。而國際奧委會對南韓政府處理動亂能力的質疑與施壓，使得全斗煥不得不認清其喪失民心難以挽回，最終於該年12月舉辦南韓實質上第一次總統直選，盧泰愚也在隔年成為首位民選總統。1980年代踽踽走來，南韓人的血汗淚可說是沒有白流。

這部電影可配合《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一同欣賞，兩部皆強調對於真相鍥而不捨地追逐，與「即便你是普通人，也絕對能夠改變這個世界」的感人信念。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個橋段，片中女大學生對飾演積極參與示威的男大學生（原型即為李韓烈）說：「你們以為這樣做就會改變這個世界嗎？不會有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的。」恐懼是自己最大的敵人，身為一個對抗政治強權的百姓，所作所為渺小地像是以卵擊石，但如同那位男大生所回：「我也很想這麼相信，但我做不到。」就是因為這樣一份外人看來的愚蠢和天真，才真正推翻社會上種種不公不義，沒有人知道這麼做能不能活著回來，但卻深知這條唯一的路只能走上。


罕見地，儘管集結金倫奭、河正宇和柳海真等堅強演員陣容，這卻是一部「沒有主角」的電影，數個主要演員中沒有哪一位角色的戲份明顯較多，而起初一連好幾個人物登場也可能讓觀眾有些混淆，不過或許也呼應了那個年代——沒有哪個人是主角，每一位躋身抗爭的人都是成就一個時代的英雄。此外電影更令人驚嘆的是，歷史上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名字都真實出現在片中，這也顯示韓國清算歷史教訓絲毫不避諱，力道拳拳到肉。這部片動人但不過度煽情，理性描繪事件過程卻不枯燥，反而讓人在看完後產生對這段歷史深入挖掘的好奇心。只不過可能受限於影片長度，由失敗到成功的轉折細節並未呈現太多，我認為若電影能多交代點轉寰過程，可能會為其帶來更大的教育意義。

「台灣為什麼拍不出這種電影？」如此自問近年來不斷出現，隨著南韓《華麗的假期》、《正義辯護人》和最近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等電影持續出現，不但顧及歷史反思價值，同時又平衡商業與娛樂性，票房表現皆亮眼。相對地，台灣轉型正義作品卻寥寥可數，原因之一可能是部分人不希望藝術牽涉政治，尚未成熟的歷史意識反而又會讓作品失焦，而且相較南韓今年超過2億人次進電影院看國片，台灣人對自己作品都不太支持了，電影創作者又怎麼敢觸碰這種「不會賣」的嚴肅題材？或許我們不應再無理地要求「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在看見別人是怎麼反省過去所犯的錯誤同時，我們有沒有那份勇氣與理性回首檢討，而非一再淪於被政黨分化社會的政治工具，否則未來恐怕只會有更多的文青與小清新，無止盡地複製再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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