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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意識的實踐:專訪《狀況排除》導演詹京霖


詹京霖:「曾經,我只是個學生,認為自己沒有不能得罪的人,現在,我仍是個認為有話就該直說的人,因此我常在不適當的場合,講不該講的話。」



一場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抗議的農民、即將駕臨的總統,場內場外一觸即發,牽動著一對父子的情緒臨界點……

繼前些日子於台北電影節大放異彩,奪下最佳導演、男配角獎,《狀況排除》不負眾望,再下一城搶下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入圍席次,本片男演員蔡明修亦提名最佳台灣電影工作者,風光備至。

導演詹京霖於台北電影節頒獎典禮那席「敢言的感言」,引起極大迴響,而電影內容亦反映了當下的苗栗大埔事件,本片創作立場的社會意識,可說充分輝映於現實。

「選擇這個素材,有很多的原因。我本身當過兩個月憲兵,那時候,在一個保護總統的場合,突然聽到一個聲音:『抓住他!』接著我看到了相當震撼的衝突場面,當時我距離總統很近,那零點幾秒,在心中激起很大的波盪。」




不認同整個組織、體系的詹京霖,從寫劇本開始,便廣為蒐集資料,繼而注意到很多農地問題,其中,苗栗大埔事件就給了他一個強大的動力。本片劇本發想的時間比著手完成要來得久,「想很久,寫很短,大概一個月內就寫完了。我想,我還在嘗試,什麼樣的拍攝方式最適合我的理念。以往我是要求非常精確的人,每個鏡頭和剪接都力求對位,一開始那麼做,是因為對影像沒有把握,但相對,這樣的拍攝手法,也較缺少意外的驚喜。這次,我就充分運用演員來輔助場面調度,得到即興而富張力的發揮。」




至於本片用黑白表達現實,彩色呈現回憶的手法,詹京霖笑言:「這個問題很多人問過我,如果該場合需要回答得冠冕堂皇,我會說,現實比較冷峻,回憶比較美好。可是,在創作時,倒沒有這樣想。這麼拍,純粹因為:我想要很『髒』的影像。」當時,詹京霖去台北影業試超16的黑白底片、跟HD彩色轉黑白,35釐米則毫不考慮,「因為那個質感不是我要的粗糙質感,我喜歡粗粒子、黑白的東西。」




本片挑大梁的兩位男主角高英軒跟蔡明修,是詹京霖心中不二人選,「之前在大大小小的片子看過蔡爸的演出,我認定蔡爸就是片子裡的那個人,我還記得第一天見到他,很擔心他對這個尺度有質疑或障礙,不過很意外,當天很多老年演員完全沒有討論到這個,最後才開玩笑口吻提到脫褲子的劇情。蔡爸沒有不好意思,整個很興奮。」

至於拍攝上最困難的,第一是借景,因為政府機關完全不可能,沒得商量。此外,群眾場面也是一大挑戰——曾有想過實境攝錄下抗議場面來當做素材,而把本子送到相關單位去,可惜他們覺得沒有聚焦在他們訴求上面。後來沒辦法,只能請臨演,約莫 4、50個人,在中山堂一個角落拍攝完成。




這倒不算缺憾,詹京霖以婁燁的《頤和園》為例,該片也不是千軍萬馬的場面,而是重製新聞素材中的一輛卡車,以取得情境上的銜接、融合。「畢竟戲才是的核心。」對他而言,張力與效果未必仰賴相對規模的場面。



詹京霖大學雙修法律系和新聞系,由於新聞系有些批判課程和文藝理論,勾起了他以其他角度去解釋美學的動力……儘管一度覺得自己比較適合學者,但又怕因此愈來愈封閉,於是下定決心,用美學來實踐社會意識。



讀研究所的那幾年,他坦承很失望,理想和現實落差很大,班上那十個人,對電影的基本認識,根本不是在電影這個範疇。「由於我不是本科生,念起來很辛苦。也因為我腦袋裡填滿了論述,要從論述爬出來,更是超痛苦。」



研究所最後一年,詹京霖一整年窩家裡看電影,惡補經典名片,對大師風格,也是看一個喜歡一個,達頓兄弟也好、昆丁塔倫提諾也好,容易被牽著走。然而,卻也在這個「好好認真看電影」的階段開始,找到突破點,掙展出自己的美學觀點。

「曾經,我只是個學生,認為自己沒有不能得罪的人,現在,我仍是個認為有話就該直說的人,因此我常在不適當的場合,講不該講的話。」

就像《狀況排除》蔡爸露屁股的橋段,無法改變什麼,所以運用了身體,一種反諷的卑微,也是最低限度的形式,去浩浩蕩蕩闡述出自己的社會意識。

作者:保溫冰

本期焦點-【v.420】 2013/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