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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故事的編劇或導演，懂得駕馭各種技法，說出一則動人的故事，未必是真，卻夠唬得大家一楞一楞的。




《名畫的控訴》真正與畫有關的故事只有前五分鐘，知名畫家Gustav Klimt切下金箔片要貼上畫布，然後他問了模特兒Adele何以如此心緒不寧？





Adele說：「我很憂慮。」




畫家問：「憂慮什麼？」




Adele說：「未來」




電影對白都是千挑萬選才出來的結晶，這幾句對白放在開場白，是強有力的破題暗示，似乎Adele憂慮著迫近的戰事與家人的安危，為後來的納粹迫害，流落美國的黯然逃亡埋下伏筆。這款說故事的技巧是高明的，可惜是故意切割，要以誤導的虛構意象（誰知道Adele是否真的說過那句話？就算有，你又如何知道她在憂慮什麼？）帶出電影的真事事件。




且容我沿著歷史長河，回顧這一頁歷史：這幅畫是1907年完成，Adele則是在1925年過世，1933年希特勒才當選總理，直到1938年才併吞奧地利，換句話說，名畫完成了31年後，Adele的侄女Maria才在納粹壓迫下，想盡方法逃亡美國。是的，Adele還是模特兒的時刻，連歐戰都還沒發生，她又如何預見30年代傾家盪產的滅族危機？




是的，你可以說：「本片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偏偏，《名畫的控訴》的核心主軸強調的是真人實事，「艾妲兒肖像」確實迷人，對奧地利人的重要性也有如奧地利的「蒙娜麗莎」，但是畫歸原主，2006年被 Ronald Lauder以1億3500萬美金買下，典藏在紐約的Neue Galerie都是事實，《名畫的控訴》選用這個虛構的開場，確實唬人，卻禁不起深思，太過刻意的手痕，反而弱了電影格局了。







不過，《名畫的控訴》的片名已經說明了編導的真正企圖：重點不在名畫，而在控訴，重點不在Adele或者Maria，而在納粹德國，以及聯手迫害猶太人的奧地利人。因為《名畫的控訴》的傳奇就在於兩位奧地利人後裔，靠著這場名畫官司，替受屈的先人一吐冤氣與怨氣。





如果不是Helen Mirren 演活了Maria，《名畫的控訴》就少了中流砥柱，因為Ryan Reynolds 飾演的律師Randol，其實並不關心他的大作曲家祖父Schoenberg是如何被納粹所迫，才離鄉背井流亡美國，像失根的蘭花度過晚年時光，他真正在意的是「艾妲兒肖像」身價破億，打贏這場官司，他就可以賺錢一大筆錢。正因為電影點出了他的唯利是圖，後來不惜辭職做最後一搏，也只是「富貴險中求」的冒險行動，少了平反歷史的熱情，一場正義行動，頓時也就變得不那麼「正義」了，對於會說故事的編導而言，這個角色的扁平化處理，讓電影少了魅力與活力。




失衡，讓《名畫的控訴》有如一部猶太人的宣傳片，奧地利人不是納粹共犯，就是想靠名畫漂白，卻又擁畫自重的勢利政客，堂堂文化部長絲毫沒有世界高度，念茲在茲的全是奧地利人的私心與面子，前倨後恭，更是自取其辱，編導就這樣一再打臉奧地利人，固然達到了快意恩仇的目的，卻也模糊了奧地利人的良知與血性（Daniel Bruhl飾演的良心記者，即使曾經查出總統的納粹身份，即使一輩子努力彌補父親曾為納粹一份子的罪惡，但也只能暗助一臂之力，未能寫出擲地有聲的聲援報導？）。




《名畫的控訴》的主軸在於兩個平民百姓打官司贏了一個國家，讓世人得能重新檢視納粹橫行霸道時，世人究竟有多軟弱？相對於Ryan Reynolds的曖昧模糊，Helen Mirren卻能生動飲釋出老年Maria的精明與善變。從選擇律師，到不肯換律師，都說明了她的慧眼與毅力；應對進退之際，字字珠璣的唇舌功夫，更是讓人見識到「老太太」的犀利；至於近鄉情怯的猶疑，面對故居的傷感，則讓人看到她面對歷史幽靈的悽惻，確實是老薑夠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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