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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訪談
世上有許多事是惡劣的，我想藉由我的分享來改變世界，透過我的電影釋輕人類的苦痛。
◎原始構想從何而來？
有天起床我父親把《背馬鞍的男孩》劇本交給我說：「這是我昨晚熬夜寫的，如果你喜歡的話，就拍吧！」讀完後我大感震驚，我問他為何故事如此深沉絕望、激烈暴力？他回答說：「你覺得我可以在伊朗當今這種艱難時局裡寫些什麼？我要如何在一個看似現代其實仍停留在原始的社會，來描述人與人之間的隱晦關係？又或者我該如何表達這個社會和當局極權主義的關係？」
我整個晚上都告訴自己，這不是我要拍的電影，我不可能拍這種電影，而且讀劇本時，我覺得自己就像個被壓垮的盒子，我無法安撫情緒失控尖叫。最後父親來把劇本拿走，叫我忘掉劇本冷靜下來，但我無法冷靜，我的腦袋無法甩開劇本。它異常激烈絕望，但卻比事實更為真實。它就像場噩夢，但卻在你早上醒來時成真，你根本無處躲。
於是我告訴自己，把眼睛打開好好審視四周。在此之前，我很迷戀達爾文的演化論，我好奇動物如何演化成人類；現在，在我面前的是「兩條腿的馬」理論，探討著人類如何演化成動物。我認為這是角色自己處在權力壓迫下所衍生出的產物。這樣的演化過程並沒結束社會和極權主義之間的關係，中間還涉及很大的私人成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非常細微多變，與雙方所具有的條件無關，即使在婚姻生活中，或朋友、同事之間，這一點都值得探討。我不認為電影中兩人都在利用對方，除非雙方已經改變自己的人性。
◎為何選在阿富汗拍攝《背馬鞍的男孩》？
原因很多。第一，因為伊朗不允許我們在國內拍攝；其次，由於阿富汗的原始樣貌很符合腳本精神；第三，約有一半的阿富汗和我們講同樣的語言，我們有著共同根源，我可以全程用我的母語導片，跟角色溝通。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背馬鞍的男孩》講的是「人」的故事，它有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阿富汗只是許多地方的其中之一。
◎您如何選出兩個男孩主角？
過程很艱難，我走遍阿富汗約10個大大小小的城市找了非常久。我需要的這兩個男孩，不論外型和特質都要和別人不同。尤其是殘疾小雇主的角色，如果沒有人幫他就不能自己移動，但他又必須只靠雙手就能爬樹，要同時找到看來孱弱但卻很有力量的男孩幾乎不可能，尤其那些不幸踩到地雷的孩子不是已經死亡，就是過於孱弱。最後我鎖定北阿富汗地區，找到了殘疾男孩的演員，那時他正在街上乞討。我的經驗告訴我，乞丐都是好演員，每每他們都能提高路人的同情心。
另外，出演男孩吉亞的人，他的行為必須說服我他可以變成一匹馬。最後我在阿富汗中部街頭，發現一個洗車男孩。在電影裡，他必須背起一個25公斤的男孩奔跑，但拍攝期預計有兩個月之久。由於他的身體因傷畸形，他既不能跑，也不能背任何東西上肩。為了能順利演出，我們和他練習了40天。開始兩個禮拜後，他跑得還不錯，然後我們給他一個裝滿一公斤鹽巴的背包讓他背著跑，接著我們每天增加一些重量，40天之後，他就能夠背起25公斤的鹽跑好幾公里。對他來說，這樣的練習也是治療，他的畸形矯正了一些。為了融入戲中情節，此後整整一個月，他開始背著男孩往街上跑。之後我們花了許多時間和馬匹相處，讓他能夠了解牠們的行為。我要他想像，如果他一出生就是匹馬，他會怎麼吃東西，怎麼睡覺？所有的訓練和排演對我們來說都是段愉快的經驗，我很開心可以看到男孩們把學到的東西，成功內化到自己的角色身上。
◎這是部暴力電影嗎？
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看這部片會有一種壓力。一種把人變成動物的壓力，一種把人逼到極限的壓力。這是一種漸進的蛻變，因為這部電影講的是暴權對人的行為影響。但這不是好萊塢那種為了提高票房銷售、讓觀眾看得血脈噴張的那種暴力。這是一種會讓敏感的觀眾感到反芻的暴力，若他剛好有暴力傾向，我相信他看完這部片就會放棄他的暴力行為。這部電影就像面鏡子，反映出當代人的暴力靈魂。
但這是小孩子間的暴力，我們之前看的兒童電影都比較詩意。
第一，這不是兒童電影，這部片是給普羅大眾看的。其次，小孩子間的詩意和溫柔通常都出現在文學中而不是現實生活。社會學研究已經證實，如果孩子們沒有父母或監護人的監督和陪伴，他們的世界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他們可能會持刀在同伴的眼睛前揮舞，或掐著他們的喉嚨久久不放，完全沒想到這樣做會導致什麼後果。我很想在電影院門口寫上警告標語，如果你是為了進戲院觀看富有詩意的兒童電影，那就別浪費寶貴的時間；但如果你對權力遊戲的箇中滋味有所感觸，你能聽見那些正被馴化的人類哭喊，我們很歡迎你來看這部電影。
◎您之前的電影角色都沒有正反派，看起來他們就像在演自己。即使是在《蘋果》一片中，囚禁女兒長達11年的父親也沒被定罪。那這部片呢？有所謂好人或壞人嗎？
沒有所謂的好人或壞人。電影開始我們只有兩個薄弱的人，一個失業又孤獨，為了賺錢度日必須背著殘疾小雇主上學；另一個是沒有雙腿的十歲男孩，因為父親帶著妹妹到印度求醫，便孤單一人被留在鄉下。
這兩個男孩，一個在肩膀上，一個在權力下，兩人的情況就像他們的雇傭關係。權力是種惡性循環，不論好壞都會一再重複。在這部片裡，不是人被認作好或壞，只能說關係是好是壞。
◎電影其中一個主要議題，涉及了對飢餓和貧困的同情。
何樂而不為？但這不是種構想，這是現實。據聯合國統計，目前地球上每100人就有15人晚上餓著肚子睡覺。在共產主義垮台之後，世界平衡不在，商業行為主導世界的發展，人開始為了商業存在，而不是商業為了人存在；人成為錢財的受害者，錢財不再是人類追求幸福的手段，這樣的情況無處不在。
◎您在阿富汗拍片時，有枚手榴彈丟到攝影機前，造成6人受傷。事故是怎麼發生的？
手榴彈是那些不喜歡我們家族拍的電影的人所投擲的，他們試著把過錯歸咎在阿富汗的動盪時局。當時我們在街頭拍攝乞討女孩的場景，中午12點一到是我們拍攝最忙碌的時刻，那一場戲約有200多名臨時演員，突然間，一個手榴彈從天而降，導致臨時演員和我的助理等6人受傷。其中一位受傷的人，不幸於兩個月後在醫院死去。如果不是拍攝現場犧牲的馬匹，我可能也不會坐在這接受訪談。
◎攻擊事件後，您是如何完成這部片的？
過程很艱難，當時聯合國和平部隊警告我們有個組織派人來暗殺，我們必須立刻離開避免劇組的傷害再度擴大。為了保護所有人員安全，我們立刻離開了那個城鎮。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想向恐怖份子屈服，所以不久後，我們在阿富汗另一個城市完成電影。
◎您為何想拍電影？
世上有許多事是惡劣的，我想藉由我的分享來改變世界，透過我的電影釋輕人類的苦痛。很多苦痛導因於人心，我們都會成為我們想成為的那種人，而電影能夠改變人的想法。這就是我投入電影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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