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之年》保羅麥斯卡和喬許歐康納超合拍 化學情慾反應一觸即發
導演奧利佛艾爾曼紐斯表示,這本短篇小說之所以吸引他改編成電影,關鍵在於兩位男主角在故事一開始所做出的選擇,以及他們之間一拍即合的親密感。
他形容,對於活在1917年美國的兩位男主角大衛與萊諾而言,他們反而展現出自由奔放的氣質,擁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與開放心態。《有聲之年》有一個畫龍點睛的時刻,就是其中一人把水吐出來的一幕,正是原著作者班夏塔克的風格展現,俏皮、衝動,充滿未說出口的情感與慾望,也讓兩人之間一觸即發的化學反應瞬間浮現。「雖然他們的背景截然不同,但班夏塔克塑造出極為真實可信的人物,並讓他們這段關係自然產生火花十足的互動。」
談到這段感情的本質,導演指出,《有聲之年》的情感核心在於提出一個深刻而普世的命題。初戀,是否有可能成為人生中最深刻,同時也是最後的一段愛情?他表示,如果一段刻骨銘心的初戀,最終成為人生中唯一的一段感情,勢必會在多年後回望時,留下極為複雜而深刻的情緒。年輕時,人們總以為未來還有更多可能性,會遇見其他對象,但隨著時間推移,在某個回首的瞬間,才真正意識到那段關係對自己的意義,留下的或許是悲傷,也可能是感激與懷念。
導演進一步分享,當人們回顧一段情竇初開的感情時,往往會忍不住思考,當初是否有些話沒有說出口,如果能回到過去,是否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因此,他並不只是以酷兒或情感壓抑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角色,而是希望觀眾能在這段關係中,看見屬於自己的回憶與提問。
《有聲之年》將故事重心放在兩位男主角大衛和萊諾在新英格蘭鄉村的旅程,他們一同用留聲機,將沿途採集到的民謠錄進蠟筒上,不僅構成了電影優美動人的配樂,也為故事增添了豐富色彩。導演回憶,在這項技術成為故事核心之前,他和團隊做了大量準備 。「我和我的助手成了專家,保羅麥斯卡和喬許歐康納也成了專家。這些裝置非常精緻,是用真正的蠟製成的,我們的數量有限。而我已經連續拍了四部時代片,身為電影製作人,你需要掌握大量知識,並教育演員,讓他們使用時能自然呈現。」
他表示,團隊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如何找到留聲機、了解機器在片場中的聲音效果與重量,以及演員該如何搬運和操作。蠟筒要怎麼拿、如何放到機器上、如何錄音與播放,都是必須反覆練習的細節。「留聲機是愛迪生的天才發明,我們找到一些原始機器用於操作和錄音,經過測試,它們確實可以使用,但非常脆弱,大部分都是博物館收藏品,因此演員必須學習正確的使用方式。」
對導演和演員而言,這部電影的一大亮點,是體驗到「第一次聽見不在場之人聲音」的奇妙感受。「這正是愛迪生發明所帶來的魔力。如今,我們對聲音的錄製早已習以為常,所有聲音都能隨時被記錄,還有語音信箱可供保存。但在電影中,兩位主角將這樣的魔力帶到緬因州偏遠的鄉村。正是在那一刻,人們首次能與錄下來的聲音建立情感連結,無論是父親的聲音,或是愛人的聲音,都能留下深刻的情感記憶。這是人類建立關係與情感連結的重要轉捩點。」
他進一步指出,在這項技術發明之前,如果有人寄信給你,你只能想像對方的聲音;一旦那個人過世,聲音便永遠消失。蠟筒讓看不見、摸不著的聲音得以保存,即使聲音不是由發聲的人或物直接發出,我們仍能聽見,這個概念非常神奇。在現代社會,人們可以透過手機或音響播放音樂,創造情感體驗、療癒身心、獲得平靜,卻很少再去想像過去的情況。
電影中的聲音也與記憶緊密相連,它喚起曾經共享的時刻和聽過的歌曲。導演表示,當愛迪生發明蠟筒時,原本只認為它能用來記錄遺囑與遺言,以避免日後產生爭議,從未料想到這項發明會開啟音樂錄製的可能性。《有聲之年》的故事、人物和愛情背景,都是建立在這段音樂旅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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