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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利史考特的《異形：聖約》中，麥克法斯賓達飾演的機器人「大衛」代表著文明先進，在電影最後落幕，他要求配樂奏起德國音樂家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最為人知的代表作樂劇，在一聲聲純粹的藝術樂音響起時，畫面中顯現的卻是殘忍的殺戮。一個精良完美的人工智慧因為有了貼近人的情感而變得富有人性，卻也顯露出了人性之惡。

這種文明進步的歷程與人性最原始暴力的惡的落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千年的進化，原來人性始終都在原地不停打轉？


導演史丹利庫伯力克1971年的作品《發條橘子》中，這樣的題旨被反覆提起，電影的發展在一個未來世界，對人性及人與社會、制度有了清晰化和脈絡化的呈現，而且有時候清楚到令人大開了眼界，也看見了它們之間的衝突。《發條橘子》描述的是年輕人亞歷，與他的朋友四人小組，每到黃昏後，四個人喝了參入藥物的白色牛奶，四處作惡多端，侵入民宅和毆打流浪老人還有飆車。這些惡行惡狀直到亞歷被同夥陷害，遭警方逮捕告一段落。入監服刑的亞歷生活十分無聊痛苦，想提早出獄決定和政府合作採用一種療法，讓他脫胎換骨。亞歷經過行為治療的改造，只要一想作惡就會全身噁心，這樣的改變狀態使得亞歷搖身一變，成了乖乖牌的模範青年。


在電影中，我們從頭至尾隨著主角亞歷的主觀視角，了解這個人喜愛貝多芬，也喜愛暴力，我們經歷他腦中所謂的那些「進進出出的遊戲/性與強暴」，和「暴力的恐怖秀/毆打老人或無力反抗之人」。劇中，那些惡行經由亞歷的主觀而美化，如同音樂的審美，也就一如歷史所見，華格納與貝多芬是納粹德國軍隊被播放次數最多的作曲家，希特勒的53歲生日慶典上，演奏的曲目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蘭妮萊芬斯坦的紀錄片《德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將大場面的調度之美與輝煌都放到希特勒身上，成了傑作。

史丹利庫伯力克風格化的表演、剪輯和音樂，在此也讓暴力中的殘酷被架空，影像成了不痛不癢的一連串畫面，就如一般和諧的動作。但弔詭的是，觀眾會感受到強烈的荒謬與滑稽，史丹利庫伯力克令殘酷從暴力之中缺席，事實上更加突顯了暴力的原始，引領觀眾見證那無形之中來自人體體內的意念，人如何被那分意念驅動著。同時，觀眾會熟悉那個充斥在影片中的抽象之物，並察覺週遭社會其實無力去正視或挖掘。

《發條橘子》讓觀眾能從亞歷第一人稱的主觀去觀看，再經過史丹利庫伯力克的轉化，主觀成了觀眾所見的客觀，也藉此陳述了人性與社會的事實不符。換句話說，史丹利庫伯力克將風格化同時放在其他角色上，亞歷的父母、政府的政客、實驗的科學家、心理師、輔導員和受害的作家，他們皆以一種模版的姿態，圍繞在亞歷身旁，他們代表一種人，也代表了社會的一個面向，本質上他們試圖解釋、控制，甚至漠視，或向亞歷復仇，但沒有人能真正澈透亞歷體內的意念究竟是什麼。我們以乎也能從此更擴大解讀的說，各種期望符合人性或權力的社會制度，從帝制、專制、民主到未來，左派或右派，似都無法解決或消除這種原始的意念。

不過，電影中仍有一個牧師堅持高喊：人的選擇才是一切關鍵，選擇讓人才能為人。

人擁有的自由意志，似乎給人性留下了一盞明燈。奇怪的是，人要根據什麼去使用他的自由意志做出選擇呢？選善或是選惡，選擇順服或選擇忤逆？它的基準究竟是什麼？如果我們連基準都不知道，制定不出那把衡量的尺，對社會來說，抹除自由意志或許對社會才是一盞明燈，因為社會不想看見惡。而這似乎是這部電影最令人感到驚奇的呈現，電影留給我們的最大衝突，是可以不受時空的恆久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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