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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的旅程:專訪黃明川導演


「對我來說,愈是不常去的地方,愈能設計出高度衝突的場面。」黃明川認為,拍電影本身有一種嚴肅性,一步到位的自我要求,是一種對專業的尊重。



近日「神話三部曲」DVD與電影書《如夢似劇:黃明川的電影與神話》的推出,影迷對黃明川這位90年代國片重要導演的記憶,也隨之被勾起;自1999年《破輪胎》後,久未有劇情長片問世的黃明川,十數年來,其實沒有跟影像活動脫節,持續從事拍攝工作的他,也不斷結合各種形式,來觸探視聽藝術的諸多可能。

像近期與高美館合作的藝術家紀錄片計劃,就將藝術家結合互動藝術,做成訪談資料庫。「這次做法是保留訪談全程畫面,連受訪人諸如撥頭髮、抓癢、猶豫等小動作,都不NG的保留下來,畢竟這些私人特質的展現,足已積累出以『人』為單位的完整紀錄,而非僅僅『藝術家』單一身分。」這些藝術家們,別有特點,包括日據時代最後一批文人——他們是最後一代用日文寫詩的人,包括黃靈芝、錦連……等,長久以來備受忽視,這次,黃明川要透過鏡頭,尋回他們被遺忘已久的生命力。

當然,黃明川生平親手掌鏡記錄下的各種影像,多不勝數,回顧首部長片《西部來的人》,籌備之初,他物色過幾位攝影師,也信任了其中一位,後來終究因習慣問題,第二週決定自行掌鏡。「他們能力很強,作品質感佳,可惜流於技術化、規格化。」此外,工作人員的狀況,也讓拍攝過程狀況連連……「或許他們過往大多在太安逸的拍攝環境工作,以致對高山海崖適應不良,偏偏,對我來說,愈是不常去的地方,愈能設計出高度衝突的場面。」他認為,拍電影本身有一種嚴肅性,一步到位的自我要求,是一種對專業的尊重。

這樣的堅持,直到「神話三部曲」DVD推出後,開始有人研究他的創作歷程:「有人說我風格一直在變,也有人解讀我幾部片都具備一脈相承的內在精神,其實這些說法,亦凸顯出風景性為主的命題,比方我把口傳歷史放在第一部電影,第二部則聚焦戒嚴後部隊的內在質變,探討台灣政治演化下的人性,第三部是各大宗派的興起,與社會現象擦撞出的火花。這些題材,彼此互有異同,卻也同時呼應風景性的命題。」

這種謹慎、縝密的思維與態度,不但為人稱道,也不乏優秀電影人從劇組中孕育而出,包括沈可尚、陳芯宜,後來都成了知名導演,尤其陳芯宜,有評論者分析《流浪神狗人》的風格備受黃明川的影響。對此,黃明川回憶道,有次在嘉義拍殯葬車隊,沿途每輛卡車上的神都不一樣,當時,第一次看到這番景象的陳芯宜就頗為震驚,或許,也開啟了她創作思維的起點。

饒富趣味的是,在黃明川90年代幾部作品中,夏曼‧藍波安、林文義等知名作家也粉墨登場,難得獻身大銀幕。其中夏曼‧藍波安的銀幕初登場,來得很偶然,黃明川表示:「拍《西部來的人》時,想找一個身影看起來別有孤單氣息的原住民,東問西問,有人推薦一個在木柵開計程車的,一看到施努來(夏曼‧藍波安的漢名),心想,就是他了,沒想到他後來成了知名文學家。」

至於以散文創作、政治評論活躍於文壇的林文義,黃明川形容,他的臉型安靜下來的時候,時而輕浮、時而躁動,頗為吻合《寶島大夢》裡偏激的軍人角色。

黃明川寫劇本,總先有景,再有事件,與這些景致的相遇,多虧了收集剪報的習慣,「剛回台灣那時候,常常追蹤社會新聞,掌握得多,常忍不住開車循線追景……我不追美景,反而比較喜歡破陋的景,讓真實的景,去生成可信的真實故事,像台灣第一個被土石流淹沒的龍山村,就深深撼動了我。這些旅程,各有不同的感受、體會,所以我格外珍惜。」

放眼影史電影大師,黃明川相當推崇俄國的塔可夫斯基和德國的荷索,其中,荷索常深入觸探野外場景,與黃明川相彷,「我帶劇組到野外拍戲,從來沒有舒服的環境,一個人躺一個角落,倒地就睡。」周美玲導演曾經去客串一角,說黃明川「放放的」,不太經意,也不怎麼兇,「其實,我把電影的結構跟議題,想得非常清楚,看似不經意,卻有一種從容的步調。」

二十多年一路走來,在他眼中,相對於網路、電視而言,電影對文化的影響力已在慢慢流失,若說為國爭光,設計、服裝、刺青,國外奪冠也大有人在,這個世界儼然改變,官方的審查制度也該看開,不必對電影那麼緊張了。過去《西部來的人》尺度審查也碰過壁,黃明川認為不該貿然去切斷藝術的表達。再者,雖然多年來電影政策一修再修,卻很難講政府可以決定些什麼,因為民間自有一股生存的力量,在醞釀、演化,會去填補空間,尋求更多可能性。

「身為電影人,你想不開,就做不到,你想得開,自然會去找一個洞,妥善安置自己。」畢竟,基礎更開闊,可能性才會進來。

目前,黃明川也有多個案子正在發展,他笑言,年輕時,拍片較衝動,賠了很多錢,接下來,要精準行事,把計劃構設得周延一點。電影夢未曾消失,只是醞釀的步調趨緩:「這樣也好,因為慢,才走得遠。」他深信。

作者:保溫冰

本期焦點-【v.402】 2013/07/04